祝融高座对寒峰，云水昭丘几万重。五月衲衣犹近火，起来白鹤冷青松
这首《赠衡岳僧》的作者是书僧怀素（—），他26岁的时候从家乡零陵出发，一路经衡阳、潭州等地“作万里之行”。怀素两度经过南岳衡山，与湖南禅系的南岳怀让（—）禅师结下不解之缘，该诗就是为他而做的。
彼时佛门龙象辈出，惠能座下的另一高足青原行思（—）也声望日隆，其座下的石头希迁（—）与怀让座下的马祖道一（—）更是个中翘楚。
而除了名僧之外，书家与诗家也以当时为盛，那个时代是中华文明光辉灿烂的顶点。
张旭、颜真卿（—）、李白（—）、杜甫（—）、王维（或—）......这些如雷贯耳的文化巨星，都与怀素同处一个时代，他的书法与诗歌自然沾染了盛唐气象。
佛教诗词系列第九章
“祝融峰高耸入云，我踏遍千山万水所求为何？仲夏时节人们心热如火，僧人仍穿着厚厚的衲衣。参禅打坐起来，山间白鹤飞来飞去，阵阵清风穿过青松，给我以无上清凉。”
只言片语之中，江湖与庙宇、世俗与风雅、酷热与清凉、执迷与觉悟，无不充斥其中以致于满纸烟云。书僧怀素，恬然地游走于两种对立之间，为这绚丽大唐增添了别样色彩。
他是僧人，但嗜酒如命，不戒鱼肉。他是俗人，却笔走龙蛇，风姿卓绝。亦僧亦俗，癫狂如斯，千百年来，无数墨客骚人为之倾倒。
怀素上人，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身世过往，他与所处的时代有着什么样的碰撞？庵主且以这首诗歌为引子，与大家一同走进书僧怀素肆意奇绝的一生。
两位怀素，不可混淆
“唐释怀素，字藏真，俗姓钱，长沙人，徙家京兆，玄奘三藏之门人也……一夕，观夏云随风，顿悟笔意，自谓得草书三昧……”——《宣和书谱·卷十九》
怀素与芭蕉叶
在很多网络资料甚至是权威书籍中，都声称怀素是玄奘三藏的门人，但这种说法无疑是错误的。
玄奘生于公元年前后，于公元年圆寂。而怀素在其名作《小草千字文》末尾，题曰：“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于零陵”，即公元年，此时玄奘已经圆寂了73年。也就是说，怀素不可能是玄奘的弟子，历史上还有另一位怀素。
据历史学家陈垣先生考证，唐代有记载的怀素有两位，一位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藏真怀素”，而另一位则是玄奘的高徒“南阳怀素”。南阳怀素与藏真怀素截然不同，前者是《续高僧传》中的著名律师，在佛学上的成就非常高，而后者则以书法闻名于世。
律师怀素是京兆人士，12岁的时候顶礼玄奘出家，承其经论且专研律宗。我们现在提到律宗，下意识想到的就是道宣的南山律宗。但实际上，律师怀素创立的“东塔宗”、法砺大师创立的“相部宗”与道宣大师创立的“南山宗”，在当时三足鼎立为律学三大宗。
只不过，前两宗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很快就消失在历史的荒烟蔓草当中。而道宣的南山律宗，在宋以后彻底失传，直到民国时期的弘一法师才重续法脉。
玄奘
庵主在介绍藏真怀素之前，花费不少笔墨介绍律师怀素，其实是有很大意义的。
因为《续高僧传》中的怀素，是一个戒行精严、著作等身、垂范后世的高僧形象，这与擅长写草书的藏真怀素可谓截然相反。如果不在行文中对两者加以分别，那我们就会发现许多无法解释的矛盾点，甚至将两位怀素大师混淆成一人。
藏真怀素，按照律师、法师、禅师这种简单的分类法来分，他应当是名副其实的禅师。而且，这位禅师的身上有着浓厚的南禅特色，最为典型的就是戒律问题。
第一，饮酒，他写草书往往要醉后才酣畅淋漓；
第二，吃鱼肉，《食鱼帖》中称“老僧在长沙食鱼，及来长安城中，多食肉”；
第三，不坐禅、不诵经，事实上他也没有任何关于义理的言论留下来；
第四，与衡山的怀让等人来往甚密，深受其影响。
戒律松弛，尤其是饮酒食肉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在法师（玄奘为代表）、律师（道宣为代表）身上的，也不可能发生在北禅（神秀为代表）弟子身上。而不诵经、不坐禅、不研究经论，这其实就是典型的南禅的做派。
道宣
也就是说，只有搞明白了历史上两位怀素的身份，才不会出现“张冠李戴”的谬误。庵主曾经看见过这样的文章，大肆地从玄奘弟子、律宗大师这重身份的角度，大谈特谈藏真怀素草书作品的意蕴内涵。
很显然，这篇文章的作者既不懂得书法，也不懂佛教史，态度也不够端正。这也提醒了我们，很多时候一些似是而非的文本，其实是道听途说穿凿而成的，稍稍加以考证就能看出其中的逻辑谬误。
庵主在这方面的态度一直非常鲜明：学佛者寻章摘句、穷经皓首固然不可取，但也不能过于“江湖派”，应当尊重最为基本的客观事实再去展开探讨。
好，接下来概述一下藏真怀素的生平，历史上关于他的资料其实并不多。主要的资料，是怀素本人的《自叙帖》以及其他书法作品，还有差不多同时代的陆羽所著的《怀素别传》。除了这些正面材料外，散见于古代诗歌、散文中的只言片语，只能说作为藏真怀素生平的佐证。
两种评价，不可调和
“长沙湖南人，俗姓钱，字藏真，幼喜独佛书，余暇则好笔翰，家贫无纸可书，乃以芭蕉叶、漆盘等物挥毫……”（《全唐文·陆羽传》）
陆羽
藏真怀素（下文中简称“怀素”）在《自叙帖》中，说自己“幼而事佛”，但没有说明出家的具体原因。陆羽等唐朝人，也没有讲清楚这件事情，只是说怀素“少年家贫”。当然，还举了一个例子，如今可谓是妇孺皆知了。
“怀素酷爱书法，但是家庭贫苦买不起纸，于是就在芭蕉叶、漆盘等物品上写字。后来，他还种了上万株芭蕉树，在芭蕉叶上写字苦练书法，终于成了伟大的书法家。”
这个故事大家都应该知道，而且，很多关于怀素的绘画作品中，也往往出现芭蕉树或芭蕉叶。怀素与芭蕉叶，这一形象算是彻底地固定下来了，千百年来成为老师激励学生的典范。
不过，怀素这个人生于唐玄宗的开元年末，成长于天宝年间，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盛世。个人认为，怀素幼年出家的原因大可能像明朝的朱元璋那样，单纯为了混口饭吃。而且，从他出家后的表现来看，也不可能像玄奘那样“一心求法，解脱生死”。
最靠谱的说法，应当是唐代高度发达的寺院经济，使得出家成为普通人“翻身”的另一条路径。
《自叙帖》（局部）
在《宋高僧传》中，有不少“幼年出家”的高僧，比如普寂律师、怀海禅师、智藏法师等等，他们几乎都是十来岁就出家为僧的。
唐代的僧伽管理制度规定，年满七岁的儿童依止受具足戒的出家人后，经全寺僧人同意后即可受沙弥戒成为沙弥。注意，依止师有责任和义务抚养沙弥成年并给予良好教育，直到其弱冠（20岁）受条具足大戒成为正式比丘。
这还不算完，沙弥成为比丘后，还要留在师父身边学习5年。只有满了25岁，才能单独修行或者游方各地参学。当然，游方参学也是有很多繁琐规矩的，这里就不细讲了。
读到这里，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到寺庙出家至少能获得两大好处。
第一，衣食无忧，安稳的成长环境；
第二，接受教育，较大的成长空间。
有人或许会说，衣食无忧我能理解，那接受教育是怎么回事呢？别的暂且不提，最起码在寺院能识字、能写字。注意，时代背景是一千多年前的唐朝，识字这件事情本身就不是一般人能掌握的本领。
《宋高僧传》
为什么要讨论怀素出家的动机呢？我们了解这些客观的时代背景后，就更能深刻地理解他的一切行为。
怀素不是为了成为高僧而出家的，所以他日后在戒律上比较松弛，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了。同时，怀素接受了较为良好的教育，弱冠以后又到处游方参学，这为他以后在书法上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拜访南岳怀让等名僧名士之外，青年怀素还见到了流放夜郎遇赦的李白，正是诗仙的一首《草书歌行》使其崭露头角。
“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
当然，这首诗比较长，总之李白就是一顿夸。可能是与怀素聊得比较投缘，李白夸完怀素后还不过瘾，把王羲之、张芝、张旭等人一顿贬低，以此衬托上人怀素在书法上的造诣。
“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
意思就是说，你们王羲之和张芝这些书家，原来都是徒有虚名。张旭那个疯疯癫癫的人，就更不必说了，年迈的他与眼前这位少年人相比，简直就算不上数。我李白从此以后，要以怀素为师，不再沉溺于古人的作品中了。
李白
这件事其实也比较奇怪，李白这个人孤傲得很，动不动就“仰天大笑出门去”，不知道为何偏偏怀素入了他的法眼。李白在《草书歌行》中一口一个“吾师”，当时他已经50多岁了，而怀素才20出头。
不过，此时的怀素书法还未臻于化境，直到他遇到了颜真卿。
唐大历四年（），怀素在韦允的介绍下，与著名书法家颜真卿见面了，在座的还有邬彤（与颜真卿师从张旭，怀素师从邬彤）等人。此次宴会虽然规模不大，但对中华文化却有着深远的影响，“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大概就是这种场面吧。
根据《怀素上人草书歌序》的描述，颜真卿先是夸赞了一番怀素，称其书法在多年来颇负盛名。不过，颜鲁公是个老实人，他没有像李白那样情绪化，而是十分谦逊地与怀素探讨笔法。
颜真卿没有直说怀素的毛病，而是先引出了张旭，然后再十分委婉地说：“如果能够再得到恩师张旭的指导，或许能够真正登堂入室”，他的措辞十分恳切、提出的意见也十分中肯。当然，这里还有个十分著名的“屋漏痕”的典故，各位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拓展一下，就不赘述了。
事实上，怀素本人也认同了颜真卿的说法，在《自叙帖》（作于年）中将其中的建议置于篇首。
颜真卿
《自叙帖》被认为是怀素书风成熟的代表作，当时40岁的他不仅肆意畅达地书写，还十分狂放地“吹嘘”自己。
张礼部、卢员外、朱处士、许御史等人称赞怀素的话，被他一五一十地写出来了，总之就是各种夸赞。而且，怀素这个人中年的时候狂放到了极点，他写字时往往饮酒饮到大醉，然后目中无人地挥毫泼墨。
除此之外，怀素醉酒后嘴里也不太干净，经常当众说出一些褒贬他人的话。他的书法是极为狂放的，为人又如此放荡不羁，与其出家人的身份极不相符。这里除了性格因素外，其实还有另一重因素，那就是他本身对功名的渴望。
怀素出家的动机，就注定他不可能成为玄奘那样的高僧，对世俗的荣华功名毫不动心。《一统志》中就记载了，怀素在写出《自叙帖》之前到处结交社会名流，并且还向他们索取诗句。在古代，诗歌其实还起到了很大的舆论作用，怀素此举的动机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至今还能看到，有37位与怀素同时代的名人，为其写过不同内容的诗歌。除了个别是真情实感之外，绝大多数充斥着十分肉麻的赞美，而很多都被怀素罗列到了《自叙帖》中。怀素此帖一出，很快就成为了炽手可热的名人，但也被为很多人所不齿。
《自叙帖》（局部）
唐代大文豪韩愈，就对僧侣书法家怀素提出批评，苏东坡也看不上怀素。他们的评价与李白等人截然相反，一个将其夸到了天上，一个将其贬到了地下，成为了不可调和的鲜明对立。
狂禅狂僧，终究无成
韩愈骂怀素基于道德，他认为僧侣就应当一心向佛，不应当参与世俗沽名钓誉。韩愈批评怀素，却对与之齐名的张旭青眼有加，写下了极为夸张的赞美诗句。而东坡居士则不同，他不仅骂怀素，也骂张旭，而且近乎人身攻击。
“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娼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
东坡看不起张旭与怀素两人的做派，意思就是说两个人以醉酒为借口装疯卖傻，实际上是借着书法来沽名钓誉。有意思的是，米芾也看不起怀素，说他的字只配挂在路边的小酒馆里。
韩愈、苏轼、米芾这些人都是见过世面的，他们对张旭和怀素成名的手段极为不屑，认为其不过哗众取宠罢了。尤其是怀素，在《自叙帖》中过于“自吹自擂”，并以此博得满堂喝彩获取世俗荣华。
韩愈
这件事情可以一分为二来看，怀素作为世俗意义上的书法家，他的成就已经被历史验证了。但是，他同时作为受过具足大戒的僧人，热衷于“小道”且追逐名利，肯定是不对的。而且，怀素掀起了“狂禅书法”的热潮，在他之后的中晚唐涌现了一大批擅长狂草大草的僧人。
比如高闲、贯休、彦修等一批中晚唐僧人，都是怀素热切的追随者和模仿者，他们也确实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荣耀。这些僧人往往饮酒食肉、行为不检，不少人还疯癫放纵，成为了一种极为独特的风气。
对这种现象的看法分歧非常大，尤其是佛教内部人士与一般知识分子，他们的意见是相左的。
“如是过罪若过是罪，皆由饮酒故。从今日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饮酒，乃至小草头一滴亦不得饮"。——《十诵律》
以《十诵律》为代表，所有的经典都是反对饮酒的，甚至可以说，它的严重程度超过了食肉。关于食肉，尚且有“三净肉”、“五净肉”的争议，但杜绝饮酒是不存在争议的。从世俗谛上来讲，饮酒本身并非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而是饮酒后容易触犯前面的四戒。
苏轼
因此，佛教内部对这些饮酒食肉的僧侣，评价自然都不会太高。而且，这些人出家后不以解脱生死为要旨，反倒在书法这类小道上钻营取巧以获得名闻利养，就更不能被教内人士认同了。
但世俗的知识分子看法不一样，他们认为这是冲破束缚、拥抱自由的大解放，对这类僧众很是倾慕。这些知识分子不仅将书僧的作品奉若珍宝，还自发地为其作传，典型的例子就是为怀素写传的茶圣陆羽。
直到近代，我国的学者在研究唐代文化史的时候，仍旧给予这些狂禅僧非常高的评价。比如著名的钱穆先生，就称他们能够当得起“大豪杰”的美誉，甚至将之直接与先秦时争鸣的诸子对等起来。
宋人的讲法就更夸张了，他们说“儒门淡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意思就是说儒家变得内敛畏缩，反倒是出家人大开大合如同豪杰一般。明清两代就更不必说了，被封建王朝死死压制的儒家学者，连宋人仅存的一点遗风都消散无影了。
其实，我们在现实中也应当能感受到这种价值取向，怀素、贯休等人的作品都被珍藏在博物馆内，每一件都价值连城。而几乎所有的文本，对这些僧众的介绍都是正面的，将其列入文化领域的杰出贡献者行列。
《苦笋帖》
尽管世俗对他们的评价非常高，但这类僧人有别于临济义玄、德山宣鉴等禅师，他们的“狂”只是为了向外界表现，而并非是真正达到了“无相无别”的境界。
“会昌法难”以后，佛教出现了大批“呵佛骂祖”的禅师，他们可以说是“狂禅”的真正创始者。但这些大师是在巨大危机下，一种当机立断、直指本心的开示方法，而并非是哗众取宠的标新立异——这两种狂有着本质的区别。
藏真怀素开了个很不好的头，他的“狂”背离了释迦的初衷，但晚年的他书风又大为改变。
晚年的怀素患上了十分严重的“脚气病”，这与其过度饮酒加上不规律的生活有很大关系，他写下了著名的“脚气帖”。当然，“脚气”并非是我们现在指的香港脚，正确的理解应当是“脚弱”。得这种病的名人非常多，比如陶渊明、王羲之、谢灵运、鲍照、韩愈、欧阳询、怀素、蔡襄、苏轼等等，在古代的上流社会一抓一大把，其成因有几点。
第一，服用五石散以及各种丹药造成的慢性中毒，比如汞中毒；
第二，食用精制米面导致的维生素B1等微量元素缺乏；
第三，地处燥热潮湿的地区导致气血不畅患病，比如韩愈和苏轼到岭南后就患此病。
怀素《律公帖》（脚气帖）
“贫道频患脚气，异常忧闷也，常服三黄汤，诸风疾兼心中，常如刀刾，乃可处方数服，不然客舍非常之忧耳。”
很显然，藏真怀素患上了十分严重的脚气，而且还兼患其他严重疾病。风烛残年的他，也只能四处寻医问药，好让这种折磨人的病痛远离自己。而在《食鱼帖》中，怀素也提到了自己“长沙食鱼，长安食肉”的事情，其原因还是患病。
怀素说自己吃了几十年的鱼（食鱼比食肉罪过轻），现在改变口味很不习惯，还要被世俗的人取笑，实在是郁闷死了。此时的怀素已经57岁了，他从自己的家乡零陵来到了都城长安，宴请他的人可谓是不计其数。
此时的怀素可谓真正功成名就，但他现在被病痛折磨得没办法，只好尽量推辞这些王宫贵胄的邀请。而怀素此时的书法，也一洗中年时期的狂妄风格，开始向平淡自然转变。到了《苦笋帖》，怀素书法中的内容已经没有酒了——他开始喝茶了。
“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
怀素《食鱼帖》（摹本）
这或许与其遇到陆羽有关，又或许与其晚年的心境有关。即便怀素是佛门中的浪子，但毕竟少年时期接受了完整而严格的僧伽教育，他如何不知自己一生的放荡是要付出代价的呢？
贞元十五年（），63岁的怀素已经进入生命倒计时，他写下了《草书千字文》这一作品。它不再像以往的作品那般剑拔弩张，反倒变得“中规中矩”起来，我们从中可以窥见笔外的约束力。看似随性的笔法无比平淡，实际上每一笔都合乎法度，这种放任自然、冲虚散淡、不露山水的境界，将怀素书法的境界推向了更高的巅峰。
然而，书法毕竟只是书法，境界再高也不过是身外之物。宋代的赞宁在写《高僧传》时，没有将书僧怀素这样一位重要的文化名僧列入其中，反倒是律师怀素的生平占据了不少篇幅。
这算是佛门对怀素这个浪子的盖棺定论了，醉酒后笔走龙蛇的草圣落入狂禅，也不得不接受自己毫无成就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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