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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俞吉吉摄影魏志阳
新昌大佛寺内的弥勒石窟造像闻名遐迩,是我国早期石窟造像在南方仅存的遗迹,有“江南第一大佛”之誉,但它并非江南最古老的佛像。在它成像的28年前,绍兴一地就出现了一尊南齐时期的石佛,并历经千余年历史长河的涤荡,留存至今。这一期,就让我们走进这尊江南最古老的佛像之一,南齐维卫佛造像。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千余年前的唐代诗人杜牧目睹江南一带寺院林立,发出的感慨。千余年后的现在,当年的佛寺盛景已不复存在,唯留下尊尊佛像追忆着香火旺盛的往昔。
千余年间,经历了灭佛运动,目睹了改朝换代、战火纷飞,它们幸存了下来,但历史也在它们身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绍兴博物馆内的南齐维卫佛造像就是其中的一员。历史,记录了它的身世,改变了它的形态,也让它至今存留真假谜团。
这是尊怎样的佛像?它的身后又是一段怎样的曲折故事?
近日,记者到访佛像所在的绍兴博物馆,听副馆长娄烈讲述了它的身世之谜。
在位于博物馆一层的《越地春秋——绍兴历史文化陈列》内可以看到这尊佛像。这是一尊南朝时期的石佛,通高59厘米,两膝间宽45厘米,底部纵35厘米,横38厘米。原身为青石雕刻,身着圆领通肩大衣,紧密的弧形衣纹横向缠绕于身,一截衣摆下垂于双腿之间,全身外塑贴金,现在,除面部以外的大部分外塑已经脱落,斑驳的表面倒是平添了几分沧桑感。
佛像造型作全跏趺坐式,施禅定印,上身略向前倾,头部比例较大,螺发髻珠,肉髻低平,宽额丰颜,慈眉善目,鼻梁宽扁,薄唇微启,双耳及肩,脖颈粗短,肩膀宽厚,躯体丰腴,仪容端庄,神态和悦。
佛像背部有三行楷书铭文:“齐永明六年,太岁戊辰于吴郡,敬造维卫尊佛”。
通过这几行铭文,我们便可得到石佛的造像时间和所造之像。石佛造于“齐永明六年”,也就是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南齐政权的年号,即公元。所造之像为维卫尊佛。
“这与梁天监十五年()成像的新昌弥勒大佛时代相近,而维卫尊佛的成像比他早了28年,应该是江南地区最古老的佛教造像之一。”娄烈表示,同时,这也是绍兴最早的一尊佛像了。
佛教传入绍兴始于东汉,东晋时期得到迅速传播与发展,到了南朝,南方的佛教已颇为盛行,江浙一带寺院林立,这便有了唐代诗人杜牧那句著名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娄烈告诉记者,当时南方流行的是小乘教,而维卫佛则是小乘教“过去七佛”中的第一佛陀,维卫佛是梵语音译,也译作毗婆尸佛,意译为胜观佛。此外,江浙地区又多次出现维卫佛、迦叶佛石像浮海而来或涌地而出的灵异之说,一度盛传于朝野之间,维卫佛深得民间信仰而广为推崇。维卫佛造像在历史上并不少,据传,绍兴的天衣寺曾有金铜维卫佛像,在云门寺也有过维卫佛像,然而,这些早期的佛像如今都已失传,唯有绍兴博物馆还保存着这尊南朝维卫佛石雕造像。
事实上,这尊石佛能在千余年间留存至今,也是渡尽劫波,历经了千难万险。
千余年间,这尊石佛又是如何来到了博物馆呢?好在,它的身世仍有迹可循。
据娄烈介绍,关于石佛的有关史料,最早见于南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其记载:“在县东五里,唐大和九年建,号南崇寺,会昌废。晋天福中,僧行钦于废寺前水中得石佛,遂重建,治平三年赐今额,石佛今在寺中。”又说道:“此石佛即得之水中,又一人可负之而趋者,安知非吴郡所造而迁徙在会稽耶?”清杜春生《越中金石记》、清阮元《两浙金石志》、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古籍中也有提及,后续传承资料则主要来自相关知情人的文章与口述。
经梳理,石佛的身世大致是这样的:南朝南齐永明六年,在吴郡制作了一尊维卫佛石像,当时的吴郡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一带,会稽郡则在浙江东部。唐大和九年()在绍兴(会稽郡县城)城东五云门外的南崇寺建成后,石佛或已出现在那里了,唐武宗李炎发起“会昌灭佛”运动时,南崇寺被废,石佛不知去向。过百年后,到了五代后晋天福年间(—),有位名叫行钦的僧人在原南崇寺前的水池中得到石佛,并将废弃的南崇寺重建安放石佛,该寺在北宋治平三年()被赐名石佛妙相寺,到南宋时石佛仍在妙相寺,是越中著名古刹,直到清末寺院衰落。
辛亥革命后,乡间名士徐逖园、袁梦白将石佛移至城内戒珠寺。年冬,北洋军阀孙传芳部队入城,屯兵戒珠寺内,人们担心石佛遭毁,匆忙将其搬迁到当时的县商会处存放。此间有日本人获悉石佛乃稀世之宝,欲以12万银元购回到日本,遭到各界人士拒绝。年,乡坤王子余把石佛迎往开元寺,募资请住持华皋建感岵楼供奉石佛并筑佛龛予以保护。年,侵华日军占领绍兴,将开元寺作伪军兵营,日军首领北岛探得石佛信息,派兵拆毁佛龛,盗取石佛,秘藏于伪维持会内,准备伺机运走,幸抗战胜利,石佛终于被保住,并归还戒珠寺,不久又移到龙华寺。
新中国成立后,乡贤王贶甫将石佛移交绍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年,这尊屡遭劫难、历尽坎坷的维卫尊佛造像正式由文物管理部门收藏保护。现在,这尊维卫尊佛造像已在绍兴博物馆安了家。
千余年间,历朝历代对石佛的外貌改造是显著的。如今,端坐于博物馆内的它,已全然没有了南齐的风貌。所以,从它面世的那一刻起,学术界对石佛是真是假的质疑声便不绝于耳:
面部造型线条软弱,表情柔媚,与南北朝刀锋犀利,神情深沉的风格迥异;头部肉髻与底发浑然但髻珠明显,与南北朝高肉髻无髻珠的造型不合;衣皱纹与衣摆褶折的装饰手法不协调,背部铭文的魏碑书体其实是描摹味浓重的楷书体……
另有专家认为佛像的坐姿和衣饰衣纹等仍存早期特点,雕刻风格或有南北地域审美差异和工匠技艺因素,铭文书体也与浙江的南齐墓志风格相近,南朝的魏碑体中尚有魏晋遗风。
目前较为权威的一种说法是,佛像很有可能是南齐原身,虽经后代修改而失去了原貌。
石佛的原貌是怎样的,还能还原吗?娄烈表示,并不容易,这尊维卫佛造像主要疑点在于时代风格不一致,并且缺少可作比照的同地域、同时代的同等实物依据,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尊维卫佛造像面部尚有外塑覆盖,外塑是后做的,但真面目如何目前已不得而知。
“不过,就像新昌大佛造像那样,同样有过后代的修改,但仍不失为一件弥足珍贵的文物。”他说。
此外,由于南朝继而禁碑,目前存世的碑文资料稀少,佛像背部的南朝铭文价值甚高。所以,当清代书画、金石学家袁梦白见到此铭文后,赞誉其“南齐石藻翰,压倒东西汉”。另一位清代学者、书法家包世臣也曾说道“此题字最著人间”。无独有偶。年绍兴兰亭镇灰灶头村出土一方“吕超静墓志”石,据鲁迅考释为南齐永明十一年(),观其书体也属楷书,该墓志后来与维卫佛背部的铭文一同被收录在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中,作为南朝稀有的碑铭资料广受推崇。
但对于文字的风格也一直有争论,从碑文上看,既有魏碑体的风格,也有王羲之的楷书笔触。这是为什么呢?会不会是后代仿写的呢?娄烈表示,南朝的时候盛行魏碑体,南方受北魏的影响较少,所以,绍兴一带受王羲之的影响较为深远,“如果真的是仿字,可以完全临摹北魏的魏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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