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斯特·伯施曼于年2月13日出生于梅梅尔地区的普列库莱（Pr?kuls），在夏洛滕堡工学院学习建筑，毕业后成为公务员。年，他跟随德国东亚舰队到达中国，随即便被中国建筑深深地吸引，并找到了毕生的追求——研究这一当时还很陌生的领域。后来这一计划日益成熟——他获得了德国国会大厦的资金支持，开始了为期三年的中国考察旅行。期间他几乎游历了整个中国，拍摄记录下了中国的建筑古迹，紧接着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包括《普陀山》（）、《中国祠堂》（）、《中国建筑与风景》（）、《中国建筑》（）、《中国建筑陶艺》（）以及《中国宝塔》（）。后来，他成为夏洛腾堡工学院（皇家柏林工业高等学院）的名誉教授，在—年间又一次前往中国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伯施曼一度担任汉堡大学汉学系的临时负责人。年4月30日，他在巴特皮尔蒙特（BadPyrmont）与世长辞。
在那个时代，从事中国建筑历史研究的人十分罕见，伯施曼就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几位重要的中国建筑史研究者，包括艾锷风（—）、喜仁龙（—）、艾术华（—）、普意雅（—），还有日本的伊东忠太（—）和关野贞（—）。从建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来看，伯施曼更倾向于参考关野贞的研究。伯施曼是中国营造学社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其会员。此外，他也一直致力于在中国建设一座跨学科的德国研究所。
黄寺汉白玉塔程尧拍摄于年
伯施曼的佛塔研究
佛塔在中国建筑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也是伯施曼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他更喜欢把它叫作宝塔。
毫无疑问，《中国宝塔》（第一部分，年）的出版标志着伯施曼职业生涯顶峰的到来。上世纪20年代起，他就期盼着这本书可以出版，只是后期需要大量的补充资料和勘误，糟糕的经济形势和财务状况也使他一度怀疑此书是否能够出版。伯施曼能够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成功申请到一笔数额不小的印刷补助并公开出版此书，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在此期间他还几乎完成了《中国宝塔》（第二部分）的手稿。《中国宝塔》（第二部分）中大量的补充和勘误得益于伯施曼年的中国之旅。人们在阅读这部手稿时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很大一部分手稿都被修改过，因为这一册直到年才算是全部完成。其他一些因素也使得这本书的出版变得困难重重——德国东亚艺术学会的成员不仅有学者，还有收藏家、艺术爱好者，他们通常都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然而这些人当时不是流亡海外，就是遭到监禁，更有甚者离开人世。这意味着一大批有能力和意向购买伯施曼著作的潜在顾客流失掉了。此外德国国会的出版补助也减少了，因为当时德国外交政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日本，而不是中国。
静宜寺昭庙琉璃塔查杉拍摄于年
伯施曼独自一人努力地补充、完善他的手稿，可惜柏林的战火越来越激烈，他最终被迫离开了柏林，一部分遗留在柏林工业大学的地图和建筑图纸被毁。他回到了平静的巴特皮尔蒙特，他的妻子爱美莉（Amelie）在那里经营着一家民宿。伯施曼并未受到政治立场的影响，战争结束后，他受聘于汉堡大学，主持汉学系的工作。为了进一步促进关于中国的研究，他在巴特皮尔蒙特筹备了一场德国汉学学术研讨。遗憾的是，这场会议直至他离世后才召开。伯施曼十分乐观，希望《中国宝塔》（第二部分）能够在年出版，要知道出版的成本超过10万马克。年伯施曼去世后，他的律师发现书稿不见了。他的儿子霍斯特·伯施曼(HorstBoerschmann)一直尝试寻找手稿，甚至曾向联邦德国总统豪斯和副总理求助。在此期间，有传闻一位汉学家曾粗略翻阅过伯施曼的书稿。沃尔夫冈·塞贝尔利克(WolfgangSeuberlich)曾教授过东方语言学，伯施曼恳请他继续处理这些手稿,但赛贝尔利克当时已经失业，并且需要赡养母亲，因此无法帮助他。此后人们再也没有听说过关于这些书稿的任何消息，伯施曼的家中同样也没有任何发现。很多年以后，一个小小的奇迹出现了，汉堡大学教授中国语言与文化研讨课程的老师被调往别处，这门课需要更换上课地点，人们居然在原先的教室中发现了伯施曼的一份书稿（原本可能有三份）。
开封铁塔
姜淳继拍摄于年
●书稿●至于原始书稿保存在何处，我们并不知晓。克劳斯塔尔·采勒费尔德镇（ClausthalZellerfeld）矿务局的阁楼中有一些关于“中国研究所”的资料，且已经在这里储藏多年。但伯施曼的原始书稿并不在其中，可能已经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或许有一天会突然出现……
现存的书稿分为两部分：第一章天宁寺塔，共页；第二章喇嘛塔，共页。第一部分源自第二册（副本），其中包含中文字符；第二部分源自第三册（副本），没有中文字符。第一章的图片资料相对整齐有序，而第二章的配图不仅杂乱无序且不完整。文字部分是打印出来的，保存完好，内容似乎也是完整的。至于插图是否完整，则无法判断，因为既没有图片目录，文中也没有相应的图片标注。
泉州开元寺东西塔
陈伟凯拍摄于年
多塔楼式宝塔
在第四章的前言中曾提到第六章与“多塔楼式宝塔”相关。但是现有的资料中并无任何相关的材料。至于这一章节是否已经完成或是已经遗失，目前尚不清楚。
《中国宝塔》的结尾部分为伯施曼的一系列著作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除了受到锡乐巴、弗里茨·乔布斯特和巴尔策著作的启发以及与约瑟夫·达尔曼教授对谈的影响以外，伯施曼决定将研究中国建筑艺术作为毕生使命最重要的一个起因，是他在中国的任期即将结束之际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中度过的那段时间。伯施曼用文字描绘了他对寺院建筑的热爱和体会，写出了《中国建筑艺术与宗教文化》（这也是其一系列专著的总标题）。这是一篇十分重要却鲜为人知的文章，在重新排版时，我们用其代替了遗失部分的章节。与此同时，由于技术的进步，《中国建筑艺术与风景》一书中的照片质量更高，因此我们替换了本书中的一些插图。伯施曼着重介绍了宝瓶塔，但我们未能查到他拍摄的相关照片，所以选用了一些当代的照片[贝尔（C.Bell）拍摄于年]作为补充。高延以及保拉·斯沃特（PaulaSwart）和巴瑞·提尔（BarryTill）都曾图文并茂地论述过真觉寺（北京五塔寺）以及碧云寺中的金刚宝座塔。罗哲文也对这一主题进行过论述。
嵩山法王寺宝塔
王羿拍摄于年
插图目前尚不能确定哪些图片是由伯施曼本人选择的，因为原始的图片清单至今还未公诸于世。另外，由于篇幅的原因，作者有时也不得不舍弃一些图片。所以在科隆大学档案馆中的一个档案袋上有个标签：“宝塔——被舍弃的部分”；至于里面的内容是否为原始资料，则无法确定。如今从伯施曼所拍摄的海量照片中挑选插图已经不现实了，因为这些资料的所有权在多年前就已经转让出去了。此外，只有一部分公开出版的简略插图被保存了下来，用以纪念伯施曼。原本共有三本文稿（原稿及两本副本），想要完成三本书稿的插图排版非常困难，特别是多年其内容可能一直在变化。据推测，最完整以及最新一版的配图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因为至今仍下落不明。
档案袋中几乎都是—年间拍摄的照片，有一小部分的拍摄时间甚至更早。因为书中介绍的很多建筑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生了变化——被毁坏、被修葺，甚至完全消失，所以这些照片是重要的历史资料，不应被封存起来。
都江堰二郎庙香塔
徐原拍摄于年
现有资料的意义它是一部在大约八十年前完成的著作，据现在已有些久远，某些方面无法与最新的研究成果相匹敌。
伯施曼有他自己独特的研究框架，这在他的《中国建筑艺术和宗教文化》系列研究中已有所体现。他这一形式——通过自己在旅行考察中拍摄的照片来分析各类建筑的先行者。
尽管书稿的年代有些久远，但仍十分珍贵：这本书是对伯施曼经典著作《中国宝塔》（第一部分）的补充，并使整个主题更加完善。
当关于中国其他领域的研究正取得诸多进展时，中国宝塔这一主题著作的出版数量却几乎停滞不前。对于中国建筑的研究，学界并没有投入十分高涨的热情。虽然有一些系统介绍中国宝塔的著作出版，比如罗哲文出版了一本带有优质插图的著作，但像伯施曼一样研究单体建筑甚至建筑细节的著作，实在少之又少。
尽管缺少现代的研究成果，但伯施曼的著作是西方最早研究中国建筑的学术著作之一，而且涉及众多的文物古迹。就如同伯施曼在百年前见到的那样，一部分古迹受到气候、战争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已发生变化，有些已经不复存在。
编辑的注释我们并未作删减伯施曼的文章，完全根据原稿出版。为了与《中国宝塔》（第一部分）保持一致，有一些中文词仍然按照福兰阁的音标书写。脚注和编者的附注中则使用了当今更为常用的拼音。编者尽量避免改动原著，以免破坏伯施曼的独特论述和分析的整体性。针对书稿进行深入的加工、改写违背本书编撰的原则。一些汉语词汇略有改动，例如将“Palitschuang”改成“Palitschuang”，声调的不同也将被忽略。另外，编者并没有把所有的汉语词汇的原文都列出来，在这方面没有强行统一。
“Tienningpagoden”（天宁寺塔）这一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已被德语化，因此书中特意忽略了这个词汇的声调。
总体来说，编者尽可能地识别、标注所有的图片资料，其中一小部分被补充进文中。剩余的图片作为第三部分，被附在文后。
在绪论部分，编者引用了伯施曼早期发表在研讨会上的一篇文章，并进行加工。另外还编写了参考文献和索引目录，并尽可能地补充了汉字。
临海市千佛塔
彭连生拍摄于年
作者离世已超过65年之久，在他离世后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战争带来的打击和现代化的到来都加速了中国的改变），在汉学和建筑史的研究领域诞生了大量的成果。尽管如此，伯施曼的记录与分析仍然十分准确,且具有说服力，特别是他通过走访和拍摄的大量历史图片尽可能地还原了那些已经消失的历史事实。伯施曼用词十分准确——他的描述准确而细腻，总是直接描述具体的建筑物，从不使用空洞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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