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年—公元年）：福建最强城市：福州：福州港是三国时期南海与东海之的中转枢纽。东汉末年，王朗被孙策击败后，“亡走浮海，到东部侯官”，侯官就是今天的福州：孙权曾在今天的福州开元寺以东设立造船机构“典船校尉”，“谪徒造船于此”。公元年吴国派大军从南台进攻交趾（越南河内），这证明福州南台港是吴国的海军基地和造船中心。西晋时期“衣冠南渡，八姓入闽”，带来北方先进的文化及技术促进了福州的开发及经济的发展，当时的建安郡（福州）已经能造二万斛（约一千吨）的大木船；：南北朝时期，福州南台岛上已有人开始造窑烧瓷，该窑址从南朝一直开办到唐代中晚期，持续了多年。年福州城门铁头山挖掘出一个南北朝初期的墓葬，说明南北朝时期，福州南台岛上已有人居住。：公元年，吴国灭亡，三国时代结束。西晋太康三年（公元年），晋安郡（福州）成立，首任郡守严高在建造福州子城的同时，发动百姓将福州的沙洲和沼泽地加以人工堵截，围出东西二湖，以灌溉农田，使郡城免受水灾，并在虎节门外，开通大河名叫“大航桥河”，可通舟楫。此时福州已经出现了早熟的粳稻，《晋书》记载“东南以水田为业”。福州沿海淤积沼泽，水量充足，灌溉非常便利，十分适合水稻种植和生长。葛洪《抱朴子》说：“南海晋安有九熟之稻”，从北方逃亡到福州的中原汉人们，还把种麦、豆、粟的生产技术带进福州。中国古代农业学巨著、世界农业史上最早的农书《齐民要术》收录了西晋福州的水果品种：杨桃、橘子、王檀子（黄皮果）、丹桔、余甘、荔枝、龙眼、橄榄。
：《三国志·卷48·嗣主传》《三国志·卷57·虞翻传》《南史·卷79》《陈书·卷36·宝应传》《颜氏训》
2、隋朝（公元年—公元年）福建最强城市：福州隋朝开皇九年(公元年)，福州因为境内有泉山，改名叫“泉州”隋朝大业二年(公元年)，“泉州”改名叫“闽州”，一年后又改名“建安郡”，治所设在闽县（后来的福州）：隋朝时，福州人已经知道琉球国（今天的日本冲绳县）在福建的东面，甚至连航程也已经明确，“琉球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隋朝大业年间，隋炀帝听从福建航海家何蛮的建议，三次派遣朱宽、陈稜、张镇周等人率兵渡海去琉球。据《隋书·陈稜传》记载，隋军到达琉球时，“琉球人初见战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这说明福州与琉球之间早有贸易往来。：《隋书·琉球国》《隋书·陈稜传》3、唐朝（公元年～公元年）福建最强城市：福州开元十三年(年)：因为闽州西北有福山，改闽州为福州，辖闽县、侯官（民国时期闽县与侯官合并，即今天的闽侯）、长乐、连江、长溪（霞浦）、万安6县，至此出现“福州”这一名词，并一直沿用至今。：唐朝天宝三年，鉴真和尚与日本人荣壑、普照到福州买船以东渡日本。由此可见，唐朝福州的造船技术已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开元盛世”时期，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福州的商业和海外贸易也逐渐趋向繁荣。福州地处闽江下游，扼江口咽喉，又有通海之便，是唐朝全福建最主要的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新唐书·地理》记载“东闽盛府，百货所聚”，安泰楼一带，更是“人烟绣错，舟楫云排，两岸酒市歌楼，箫管从柳荫榕叶中出”，可见唐朝福州商业之繁华。：由于闽江长期携带泥沙沉积，再加上围海造田，唐朝福州的土地面积迅速扩大，沙洲、沼泽地对比隋朝又增添了不少。太和三年（公元年），在闽县县令李茸的主持下，福州百姓在闽县东5里处修筑海堤，蓄溪水灌溉，“其地户皆成良田。”此时，挖山去海已经十有余里。这是唐朝福州与海争地的一大壮举。围垦造田和水利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福州粮食产业在唐朝的迅速发展，福州水稻的生产水平在唐朝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隋唐和五代十国时期，福建的盐巴生产基本上还停留在“划地为埕，漉海水注之日曝成盐，与江淮浙煮盐异”。唐朝福建的制盐技术仍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尽管如此，福州却仍成为唐朝的十大盐监之一，是唐朝盐税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福州的矿业在唐朝已经崭露头脚，唐朝在全国一共设立了23个铸钱监，福州是其中之一，所铸钱背面加铸“福”字或“闽”字。光启三年(公元年)，已经有人开始开采寿山宝石矿；
：《新唐书·地理志》《重纂福建通志·卷33·水利》《三山志·卷4》《全唐诗·卷》《黄御史集·卷2·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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