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昶逸人文闽都文化探源演变及其现代意义

来源:开元寺 时间:202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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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篇,笔者开篇明义、直指本源,梳理了闽都文化的概念界定、研究现状,分析了闽都文化的空间载体和地域分布。下半篇,将重点阐述闽都文化的源流演变,回答闽都文化何以传承了儒家文化的衣钵,最后展望未来,落脚于当下现代意义。篇幅较上半篇略长。

闽都文化源流演变

1.

“虚地徙民”

对福建历史文化的影响

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年),汉武帝调集四路大军强攻闽越国,横梅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闽越先胜后败,后来国内发生内讧,余善被杀,举国投降。

闽越国从公元前年,刘邦登上皇位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直到被汉武帝所灭,共历92年。

闽越王国地图

汉武帝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闽越问题,便将闽越民众迁往江淮之间,史称“虚地徙民”。

这一重大事件深刻地改写了福建的历史发展进程,短时间内福州成为空旷之地,闽越国上层统治者被迁徙到江淮地区监管起来,闽越族的文化传承被人为斩断,客观上为汉人南迁和儒家文化入闽做了铺垫,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闽都文化跟昙石山、闽越国的文化并没有太大的关联度,虽然还有一些残存,但是源头主脉已经不在这里了。

闽越国遗址及存留文物

事实上,闽越国并非单纯的本地土著部落。我们先来看看《史记东越列传》最后一段话:

太史公曰,“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句践一称伯。然馀善至大逆,灭国迁众,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犹尚封为万户侯,由此知越世世为公侯矣。盖禹之余烈也。

众所周知,越国的始祖为夏朝中兴之主少康的庶子无余,大禹的直系后裔。

《越绝书》《吴越春秋》中都列出了早期的越王世系,“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

会稽是大禹大会诸侯的地方,少康担心大禹的祭祀断绝,就把他的庶子分封到会稽,建立越国。

越国地图

《吴越春秋》,东汉赵晔撰,是一部记述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史事为主的史学著作。

《越绝书》,记载古代吴越地方史的杂史。此书对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地区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等多有所涉及,被誉为“地方志鼻祖”。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了公元前年,“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

越王后代中的主要一支,由无诸率领来到闽地,自封闽越王。《台湾通史》更明确指出:“楚灭越,越之子孙迁于闽。”

越国迁移福建的路线

由此而知,闽越国王室乃大禹之后、华夏正脉,具有王室血统,应该说出身非常之高贵。

但是到了汉代,闽越文化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原文化,所以儒家传统认为,华夏与夷狄之分在文化不在血统,关键在于后天的学习和努力(道不远人)。

越人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社会组织、文化、生产力,与本地闽族结合为闽越族。

同时,我估计这也不可避免地压迫到闽族的生存空间,导致一部分闽族先民出走海外,成为南岛语族的祖先。

2.

汉人持续入闽

成为福州的主体居民

考古证明,楚文化很早就渗入福州,应该不迟于越文化,但是影响不及越文化,闽侯竹岐庄边山曾出土了战国楚墓。

庄边山汉墓群,位于福建省闽侯县竹岐乡榕岸村的庄边山,为西汉时代墓群。年发掘1座,~年发掘8座。随葬器物多为硬陶,尚有玉璧、玉环等。器物组合形式有常见的鼎、豆、壶、盒,尚有瓮、匏壶、薰炉、盆等,有浓厚的楚文化遗风。

楚文化上溯于周,主要通过陆路渗入;越文化上溯于夏,主要通过海路传入。可见中原文化很早就开始影响福州地区,比我们想象中更为久远。

闽越国灭亡后,在此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原儒家文化也是通过海陆两道并进的方式传入闽都。这是闽都文化非常显著的特点,也是得天独厚的优势。

西汉昭帝元始二年(公元前85年),闽越遗民自立冶县,属会稽南部都尉。东汉光武建武二年(公元26年),改冶县为侯官都尉。此后,汉人逐步入闽。

西汉昭帝元始二年(公元前85年),闽越遗民返迁,自立冶县。

除了历史明确记载的四次大规模汉人南迁:永嘉之乱、八姓入闽,陈政、陈元光父子平叛漳州,王审知兄弟入闽,靖康之乱、宋室南渡;更多时间段是零零散散持续入闽,有的躲避战乱隐居在此,有的是被流放到这边。

东汉后期,福州人口经济就已经恢复并初具规模。《后汉书郑弘传》记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可见福州是个因港口贸易而兴的城市,早期陆路不便,海路是到福州的主要通道。

汉人长时间持续入闽,成为福州地区的主体居民,源源不断带来了中原正统儒家文化,并成为闽都文化的主流(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3.

量变到质变

闽都文化传承了儒家文化的衣钵

较之中原,甚至江南、江西、湖北,福建开化较晚,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经过一代又一代主政官员和文化学者努力培植,加上长时间安定稳定的局面,人才源源不断地聚集输入聚集,福州后来居上,并成为海滨邹鲁、道南理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特别是宋室南迁、定都临安后,福州隐然成为东南全盛之邦,宋、明王朝更替之际两次成为行都,晚清更是独领风骚,开风气之先,时人称誉“晚清风流属侯官”。

南宋、晚清福建地图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植营造一个文化之邦起码需要三五百年。发源于邹鲁的儒家文化成为闽都文化的主流,或者说闽都文化传承了儒家文化的衣钵,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凝聚着历朝历代文化人的不懈努力。

3.1

唐代三杰

拉开海滨邹鲁的序幕

在闽都文化发展历史上,唐代有三个关键人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唐代中期之前,闽都文化还明显落后于中原,无需辩驳。唐代中后期经过管元惠、李椅、常衮三位主政官员一茬接着一茬的惠政,闽地文风为之一振。

他们既是官员,也是当时儒家文化第一流的学者,为了福州的发展鞠躬尽瘁,李椅、常衮更是死于任上。尤其是常衮,不仅埋骨福州,儿子继续在永泰当县令,可谓献了青春献子孙。

管元惠碑,全称《唐故中大夫福州刺史管府君神道碑并序》,碑文记载了管元惠的籍贯和生平事迹,其于十七年(公元七二九年)出任使持节,福州诸军事、福州刺史兼泉、建等六州经略军使。

常衮,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年)乙未科状元及第,建中元年迁福建观察使,建中四年正月卒于任上。

所以等到后来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被贬潮州归去,途经福州,出乎意料惊叹:闽越有奇才,季民通文书,与上国齿。

3.2

王氏入闽

奠定闽都文儒之乡的基础

唐末五代,王审知兄弟治闽,对福建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也为其后福建文教的长足进步与繁荣鼎盛奠定了基础。

王审知,五代十国时期闽国建立者,又称闽王。因对福建发展贡献巨大,被尊称为“开闽尊王”、“开闽圣王”或“忠惠尊王”。

据《三山志》载,乾宁元年(公元年),王潮于福州“四门置义学”。《新五代史》载,王审知主政后,“兴崇儒道,好尚文艺”,以育才为急,“又建学四门,以教闽士之秀者”。

王审知更进一步认为,“学校之设,足为教化之源”,因此号令各地“广设庠序”,于是闽中各地州学、县学及乡学、私塾普遍设立,平民子弟亦可入学。

同时招纳延揽北方学士文人,他们或助吏治,或事教化,或治文献,闽中文教因此大兴。

《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称,王审知“独振古风,郁更旧俗。岂须齐鲁之变,自成洙泗之乡”。表明王审知在闽,继续致力于移风易俗,进一步充实和提高儒学文化。

《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唐天礼祐三年(公元年)哀帝李柷敕立。碑文记述王审知家世及其治闽前期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贸易情况,曾被誉为“天下四大名碑”之一。

洙泗、邹鲁、儒道、古风云云,都说明闽都文化从奠基开始就是以儒学为主体。历代入闽主政者一以贯之地施行教化,也都致力推行儒家思想文化。

3.3

“海滨四先生”、程朱理学

成就福州东南全盛之邦

宋代,八闽文教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局面。特别是宋室南渡、定都临安后,把福建作为大后方苦心经营,朝廷派出一大批第一流的学者官员到福州主政,比如蔡襄、程师孟、曾巩、赵汝愚、辛弃疾等,皆以文学名世,他们力倡道学,兴崇文学,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以进士论,两宋三百余年,福建中选人数共有人(约占全国25%),较之唐代进士五六十人的数量增长达百倍以上。而此中又以福州为代表,其进士人数多达人,宋代中进士人数居全国各府第一。

唐时,福建曾被讽“闽人未知学”,至北宋中叶后,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宋代,福州开始出现影响全国的学者,昭示着闽都文化的积累和发展跃升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和水平。

北宋前期,福州一下子出了四个影响全国的学者:陈襄、郑穆、周希孟、陈烈,人称“海滨四先生”。

“四先生”以天下大计为己任,注重儒家经典研究,坚持倡导儒家道统,广施教化,远近来受学者络绎不绝。

他们精研五经,明礼重义,“以兴学养士为先务,以明经笃行为首选”,强调“好学以尽心,诚心以尽物,推物以尽理,明理以尽性,和性以尽神”,提出了“性”、“理”、“诚”等概念。

陈襄,北宋理学家,仁宗、神宗时期名臣。字述古,因居古灵,故号古灵先生,与郑穆、陈烈、周希孟并称“海滨四先生”。

其后游酢、杨时经“程门立雪”而“载道南归”,继而传脉“延平四贤”(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最终由朱熹集理学之大成而为闽学。

闽学的范围涵盖闽都文化,闽都是闽学的大本营。

徐景熹《福州府志》卷廿四《风俗》亦云:

“至宋朱子绍濂洛嫡传,福郡尤多高弟,弟子阐明圣道,弦诵互闻。盖向之习染,悉涤洗无留遗矣。自兹厥后,风气进而益上,彬彬郁郁,衣冠文物之选,遂为东南一大都会。古所称海滨邹鲁,至今日而益验矣。”

程朱理学能够传遍全国,并上升为明清两朝国家主导思想,朱熹的门生兼女婿福州闽县人黄榦居功至伟。

黄榦,字直卿,南宋闽县人。少师从朱熹,后成为其女婿,并被朱熹视为道统继承人。一生著述彼丰,编著的《朱子行状》以“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最高度评价了一代理学大师朱熹的德行。

时人评论说:“朱熹门下人才虽多,而能真得师传,为有体有用之学者,当推黄榦”。据载,朱熹病危时,把所著书授榦,手书与诀曰:“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

黄榦作为“宋大儒”,去世后历朝对其坟墓都进行了修缮。据载:“从宋至清,先后有十一位皇帝书赞,并由朝廷和福建布政司修葺祠墓达三十次。”

为什么这么多皇帝要这样做?我觉得每个朝代想要复兴强盛,必然绕不开文化,想要复兴文化,必须正本清源,追根溯源就会推及黄榦(欲立立人,欲达达人)。

因为黄榦是传播和推广朱子学的第一人,对朱子学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初传朱子学人大都出于黄榦之门。

后人在黄榦基础上编纂的《朱子行状》

南宋时期,“东南三贤”中的二贤朱熹、吕祖谦都认为福州文风鼎盛,甲于天下。

朱熹亟称:“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因而为福州题匾曰“海滨邹鲁”,悬于州城西门之上,揭橥了闽都文化的宗旨,同时也标明闽都文化的基质是传统儒学文化,极具象征意义。

张宁在《谕除知福州府到任表》中说:“忆昔瓯粤险远之地,今为东南全盛之邦。”

3.4

东南佛国、禅宗胜地

中华文化,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最主要的就是儒释道三家。

在福州成为当之无愧的海滨邹鲁、文儒之乡,成为全国儒家文化的重镇高地的同时,佛教和道教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禅宗佛教,唐末至宋,高僧辈出,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南佛国、禅宗胜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全国佛教的中心就在福州。

概其大要,简而言之。

六祖慧能之后,南禅宗发展演变为临济(杨岐、黄龙)、沩仰、云门、法眼、曹洞五家最有生命力的主要流派(一花五叶、五宗七派)。

其中,云门、法眼源出雪峰义存(南方丛林第一);福清的黄檗希运禅师和弟子创建了临济宗;长溪的灵祐禅师和弟子创建了沩仰宗;曹洞宗由莆田的本寂禅师创建于江西抚州,清末大本营转移到了福州涌泉寺。

清末,涌泉寺

此外,长乐的百丈怀海禅师制定新的《禅门规式》,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使佛教摆脱了社会寄生阶层的形象,保证了禅宗的繁盛和发展。

至今福州现存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庙6座,位居全国地级市第一。台湾佛教四大法系全部源出福州涌泉寺和西禅寺。

国内杭州(灵隐寺)、宁波(普陀山)、泉州(开元寺)都自诩“东南佛国”,并且把禅宗作为文化旅游的重要品牌大力推介宣传,而分量最重、实至名归的东南佛国福州却低调得悄无声息,实在是我们民宗、文旅部门的工作做得不够到位。

清末,西禅寺

《福州即景》

谢泌

一别无诸岁月增,遥闻此景画难能。

湖田播种重收谷,道路逢人半是僧。

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

常年六月东山里,地涌寒泉漱齿冰。

这是北宋名臣谢泌离任福州太守之后写的一首诗,回忆了亲身经历过的福州历史风貌,重点写到福州农业生产、宗教发达的盛况和地泉资源的丰富。

福州真是一块福地,夏日炎热,有寒泉解渴降温,冬日寒冷,又有温泉驱寒护身。

“道路逢人半是僧”,说明宋代福州极为崇尚佛教,人心安定。“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是当时福州城内的一大奇观,反映自王审知大力提倡佛教后直至宋代年间,福州佛塔之多、寺院规模之大冠于南方各省。

清末,涌泉寺的僧人

正如民国版《福建通志》所说:“福建唐代高僧天下莫盛焉。而五代及宋由此选,方兴未艾也。”

当前闽都文化新的使命和展望

南宋时候,闽都文化已经达到一个高峰,并无可辩驳地成为儒家文化的重镇和高地。

而后经历蒙古入主中原(史称崖山之后无中华),福州所受摧残相对较小,所以明朝能够快速恢复并再创辉煌。

到了晚清,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闽都文化又迸发出强大的力量,铸就了又一个高峰。

19世纪中叶,福州乌塔白塔及南门附近的景色

严复去世之前,面对当时波澜动荡的社会,回顾总结自己一生的经历,遗书诫子孙,谓:“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一言为智,可悬日月(钱基博语)。

如果说革命图强时期难免矫枉过正,时至今日,我们在文化层面亟需一个能够深入人心的大一统的价值观,回归传统并进一步继承创新已经成为朝野上下一种普遍共识。

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展望未来,闽都文化必须承担起新的重大使命。

21世纪福州城鸟瞰

从宏观层面讲,礼失求诸野,闽都文化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可以反哺中央,辐射全国,当仁不让为中华传统文化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从微观具体层面,有以下几点可操作的建议:

1.尊重历史传统,进一步提高站位,收回古田、屏南,完整十邑(含平潭),学习借鉴山东、安徽壮大省会的做法(莱芜并入济南、巢湖并入合肥),可以考虑把尤溪、霞浦并入福州,进一步提高站位(风俗接近),做大做强省会中心城市,发挥闽都文化对全省的引领辐射作用。

2.珍惜重拾闽县、侯官地名金字招牌,熟悉福州乃至福建历史的人都知道,闽县、侯官自古为八闽数一数二的县邑,各领风骚数百年。建议结合长乐撤市改区,坚定不移地推进闽侯撤县改区,并重新合理划分福州行政区划,设立闽县区、侯官区,爱惜擦亮这两个流传千年以上的文化金字招牌。

3.扩大与台湾、东南亚以及南太平洋、印度洋上南岛语系国家的文化交流,不定期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研讨论证,扩大南岛语族发源地的影响力,这是立足福州能够放眼世界的务实之举。

4.挖掘深厚的佛教文化,以雪峰、涌泉、开元、西禅、黄檗等寺院为重点,恢复“东南佛国”昔日的辉煌,打造全球禅宗胜地。

5.探索教育制度改革,试点恢复鳌峰、正谊等书院制度,为国家深化改革积累经验,为社会培养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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