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潮州开元寺和泉州开元寺分别是粤东、闽南有代表性的大寺，在地方佛教史上地位重要，用比较视角研究两座同名佛寺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必要的课题。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两寺都存有密宗实物，借助史籍记载，发现历史上密宗在两寺传播和消失的一般情况。密宗在粤东、闽南传播的复杂性通过两寺体现：粤东、闽南有复杂的诸神信仰，民众追求信仰的世俗化、实用性，密宗的出现符合闽粤民众的信仰口味，这是密宗在闽粤地区一度流行的根本原因；密宗进入粤东、闽南往往伴随外来力量和地方政权支持，一旦政治支持势力失去，密宗传播容易消失。
关键词：密宗传播；潮州开元寺；泉州开元寺；比较研究
陈雪峰摄：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的外观
潮州开元寺和泉州开元寺都是地方大寺，并且和密宗有关。不过，关于两寺的密宗关系问题，只有极少数研究者注意到。陈泽泓认为，“建于唐大中十三年（）的上海松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建于大中八年（）的福建泉州尊胜陀罗尼经幢，其型制与潮州开元寺陀罗尼经幢都是一样的。潮州开元寺幢型与沪、闽唐幢型相同而与广州唐幢相异，其建造年代为开元年间之说倘若属实，那么，其建造时间比松江、泉州的陀罗尼幢要早上百余年。这还可以作为密教较早传入粤地的一个物证，并可以从建筑的型制演变，探索密教在东南沿海传播的路线。”黎晓铃在陈泽泓研究的基础上推断，“漳、泉一带的密法从广东而来确是有证可考的。……潮州的尊胜陀罗尼经幢比泉州的早将近一百年。可以知道，泉州的密宗有可能是来自于潮州。”然而，关于潮州开元寺和泉州开元寺的密宗关系，乃至粤东和闽南的密宗关系，研究深度还远远不足。
潮州开元寺的正门入口
一、潮州开元寺和泉州开元寺的现存密宗现象
（一）潮州开元寺的密宗遗物
潮州开元寺建于唐代，一千多年来，屡经兴废，但寺里历代遗留下来的宗教文物仍不少。在天王殿前和大雄宝殿月台前方两侧的四座唐代石经幢，是寺内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物之一。大雄宝殿前石经幢，每座高约4米，各由18层石雕构件砌成，有8角形须弥座。底层周长厘米，其上逐层缩小。座上主要雕饰有覆莲、力士、双龙戏珠等图案。幢顶安有幢尖，雕饰莲瓣，幢身8面。大雄宝殿前东边的幢身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刻文现已多半剥蚀，西边的幢身在民国七年（）潮汕大地震中破损，民国十三年（）重修，幢座仍为旧石，幢盖、幢身换新石，邑人王弘愿书梵文准提真言，陈景仁隶书汉文。座落于天王殿前的二座石经幢与座落于大雄宝殿前者相类似而略高，由25层石雕构件叠砌而成，幢身石表剥蚀严重，部分经过重修。
开元寺的石经幢长期保存，十分难得。年1月3日，两位著名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来到潮州，探访了韩文公祠和开元寺，在韩文公祠拍下13张照片，包括拓本、韩文公像等，而在开元寺，则拍下9张，分别是开元寺大殿内的铜钟、藏经阁、大雄宝殿、一张天王殿背面照及两张细节图、开元寺内的3个陀罗尼经幢。换言之，开元寺的陀罗尼经幢在民国时期仍然存有，并受到日本人的高度注意，两位日本学者在开元寺拍的9张相片，竟然有3张关于石经幢。“常盘大定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专长汉传佛教研究，本身亦是一名日本佛教僧侣。年后，先后五次亲至中国，研究中国佛教史迹。”故常盘大定对于佛教史迹较为留意。以下列出常盘大定、关野贞拍下的陀罗尼照片。
有关潮州开元寺的唐代石经幢，饶宗颐和陈泽泓的研究可为代表。饶宗颐提出，“又潮州开元寺有尊胜佛顶陀罗尼经幢，为广东唐时唯一的密宗石幢，题曰不空和尚译。然唐代各地经幢一般用波利译本，如福建泉州即据波本镌刻，独潮州乃用不空译者，盖常衮于大历间与鱼朝恩及大兴善寺不空等奉诏译陀罗尼念诵轨仪，开元寺之有不空译加句本，可能由彼谪潮州时携来的。”然而，饶宗颐的说法有误，潮州开元寺的石经幢并非是唐代唯一的密宗石经幢，如广州光孝寺也有密宗石经幢，陈泽泓的意见更为中肯，“不空在开元、天宝年间三度到岭南，第三次入粤，逗留时间长达四年，其活动又得到地方官府的出面支持，不仅其影响大，而且在佛教史籍上这段时间的佛事活动（包括所至之寺院）及译著一概阙如，这可能与他当时的处境有很大的关系，因而也留下了补充的余地。潮州开元寺为粤东大寺，也有可能是不空或其弟子来过之处。以不空最后一次在粤活动时间计，也要早于常衮入粤30年。不空译加句本流传入潮，早于常衮谪潮完全是有可能的。”
另有研究者认为，现存开元寺至正年间的“铜云钣”，可看作是元代潮州开元寺已受到藏传佛教密宗影响的实物见证，这与元初胆巴在潮州活动有关。
潮州开元寺大殿前东侧刻《七俱胝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略称“准提幢”
（二）泉州开元寺的密宗规制
作为汉地佛寺，泉州开元寺的密教特征突出。“依常规而论，中国佛寺的天王殿少不了四尊分别象征风、调、雨、顺的天王塑像。然而，开元寺的布局独具一格：两尊天王端坐两边镇守山门，闽南人称之为‘金刚护神’。有人称为哼、哈二将。其实，据佛教《宝积经》载：他们原是兄弟俩。一个名法意，一个叫法念。双双为佛护法。行家一望便知，这是中国佛教最古老的密宗规制。”泉州开元寺的天王殿始建于垂拱三年（），面宽五间，进深三间，悬山式顶建筑，左右供密迹金刚和梵天的巨大神像。
又以大雄宝殿的情况说明之。大雄宝殿是泉州开元寺的布局中心，殿前月台须弥座有72幅狮身人面青石浮雕，殿后廊的两根古婆罗门教青石柱，同为明代修殿时从已毁的元代古印度教寺移来。印度教的相关文物移入佛寺，这在国内佛寺也是极少见的。大雄宝殿之内，用近一百根海棠式巨型石柱支撑殿堂，俗称“百柱殿”。一般佛寺的大雄宝殿之内是供奉三世佛，而开元寺的大雄宝殿之内供奉五尊佛像，具体情况如下：
大殿正中供奉的是御赐佛像毗卢遮那佛，汉译“大日如来”，是佛教密宗的最高神抵。其两旁是五代修大殿时增塑的四尊大佛，依次为东方香积世界阿閦佛，南方欢喜世界宝生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北方莲花世界成就佛，合称“五方佛”，也叫“五智如来”。这五尊大佛神容慈祥，法相庄严，双手分别作说法、施与、接引、禅定等相，工艺精巧。“佛教寺庙供奉五方佛，原是密宗的轨仪。据知除山西大同华严寺和善化寺也供奉五方佛外，也只有泉州开元寺还保存着这种轨仪，可称泉州开元寺奇观”。
五方佛的胁侍有文殊、普贤、阿难、迦叶以及观音、势至、韦驮、关羽、梵王、帝释等。四面环以八尊令人望之生畏的护神，大殿后正中供奉着密宗六观音的首座圣观音以及善才、龙女和两翼神态各异的十八罗汉。大殿的佛像、神像布局是汉地少有的密宗轨制。对比一向汉地佛寺如潮州开元寺，通常大雄宝殿呈现显教特征，然而泉州开元寺的大雄宝殿保留密宗规制，极值得注意。另外，泉州开元寺受道教影响，出现护法之像关羽，印度教的遗迹同样出现其中。
泉州开元寺还有甘露戒坛，也和密宗有关。甘露戒坛中部是坛台，高3.7米。坛分五级，表示五分法身。坛台最高一层是明朝木雕的卢舍那佛像，坐高1.8米，位北朝南，取生善灭恶之吉。戒坛的卢舍那佛和大雄宝殿的毗卢舍那佛是一佛二身，即卢舍那是报身佛，毗卢舍那是法身佛。密宗把《毗卢舍那成佛经》（《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作为统摄各宗的根本，所以卢舍那佛坐在戒坛最高一层须弥座莲花台上，每一叶莲花瓣上都刻有一尊6厘米大小的小佛像，共一千尊，称为千佛莲台。
从以上的比较看出，潮州开元寺的密宗遗物主要是石经幢，而泉州开元寺的密宗遗迹较多，体现在天王殿、大雄宝殿和甘露戒坛。甚至著名的泉州开元寺双塔也能发现一些密宗遗物。从外部特征看，泉州开元寺的密宗实物表现更为突出。
陈雪峰摄：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内的护法
二、密宗传入潮州开元寺和泉州开元寺的历史追溯
历史上，潮州开元寺存在的佛教宗派有禅、净、密三教，而泉州开元寺曾存在的佛教宗派有禅、净、密、律、法相等。密宗在粤东、闽南的传播，上述两寺很具代表性，可谓是两地密教传播的中心。
（一）密宗进入潮州开元寺的历史追溯
上文提及，唐代不空可能来过潮州，但因史籍记载不清，没法确证，诚然从唐代石经幢可证明开元寺在唐代就受密宗影响。密宗进入潮州，有两次较为引人注目，并且传播中心都是开元寺：第一次和元代八思巴国师的弟子胆巴上师有关，传入为藏密；第二次和日本人权田雷斧及中国弟子王弘愿有关，传入为唐密变化而来的日本东密。
至元二十七年己丑（），帝谪胆巴上师于潮，安置开元寺。“元代佛教在元蒙统治者的扶植下继续兴盛，藏传密宗曾在胆巴帝师贬潮时期一度流行于潮州地区”。研究者认为：
胆巴的潮州之行，虽然不到两年时间，却是佛教文化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他把藏传密宗传入中国南方沿海地带，这在汉藏文化传播史上是值得一书的事。这么一个以神异著称的、闻名全国的金刚上师的到来，加之有驻潮大吏的推崇，并且创建了一所颇具规模的藏式佛寺，必在当时潮汕社会掀起一股藏传密宗的热潮，故史载潮人“倾心佛化”，藏密由此“大显于潮”。但因蒙元政权被推翻后，义军对诸如蒙元文化如帝师殿、宝积寺之类的遗留物及其宗教传承等加以摧毁消灭，而今资料有限，其盛况已无法进行整体描述。但有学者认为，现存开元寺至正年间的“铜云钣”，可看作是元代潮州开元寺已受到藏传佛教密宗影响的实物见证，这与元初胆巴在潮州活动有关，这个论断是有道理的。
年，本城王弘愿居士译日本权田雷斧大僧正所著之《密教纲要》成，全书上下2卷分4编，共18章及附录若干，都字。旋寄呈大僧正，得嘉许，复令译所著之《大日经疏续弦秘曲》，是为潮州近代译经事业之开端，亦密教于潮汕复兴之先声也。年5月，日本真言宗丰山派大阿阇梨权田雷斧大僧正受王弘愿等邀请，莅潮传法。此事记载：
七十九岁，大正十三年甲子（民国十三年，）五月，应中国广东潮安县王弘愿居士等之请，莅潮之开元寺开坛灌顶，特为慧刚、王弘愿居士以下四人授传法灌顶，于兹乃下密教重兴之种子。
达亮提出，潮州开元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在唐宋以前，岭南第一古刹广州光孝寺是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门户。近代以来，光孝寺被其它机关占用，其地位一落千丈。而潮州开元寺则得到较好的保护，在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潮州开元寺的僧人走出国门，前往日本学习东密，而东密的回传，潮州开元寺是广东乃至全国的主要弘传基地，可以说潮州开元寺的地位相当于唐宋时期的光孝寺，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潮州开元寺大殿前西侧经幢刻《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略称“尊胜幢”
（二）密宗进入泉州开元寺的历史追溯
泉州为佛教胜地，寺庙林立，名僧辈出，佛教文物众多，泉州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十余座。密宗影响泉州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拘那罗陀（—），又名真谛，尼泊尔人。南朝梁大同年间（—），应当梁武帝特使张汜之邀，来华传教，并随带梵本佛经卷。大同十二年（）抵南安，驻锡延福寺传教、布道、译经，一住3年。真谛是大译师，尤精摄论、俱舍，但他也受到密教影响。
唐宋时，统治阶级扶持佛教，密宗在泉州得以流行，当时禅宗与密宗互渗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密教经典，在禅宗寺院承天寺、招庆禅院安放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研究者认为，唐宋时期，漳、泉一带的陀罗尼经幢与广东潮州一致，可以知道，漳、泉一带的密教从广东传播而来。沿海地区传播的是官方密宗，大型密寺（如开元寺、承天寺）出现，密僧们在密寺里供奉密教菩萨，精研密教经典，广塑密教陀罗尼经幢，对于密术幻术则不轻易殿示。因此，人们只把他们当成高僧，并没有当成活佛加以顶礼膜拜，他们更没有成为民间信仰的俗神。
上文提到开元寺主殿的“五方佛”，据《泉州开元寺志》载，“紫云大殿，唐垂拱二年，僧匡护建。时有紫云盖地之瑞，因以得名。玄宗改额‘开元’，仍赐佛像。后毁。乾宁四年（），检校工部尚书王审圭重建，塑四佛像，中尊是先有御赐像。有僧朝悟，持辟支佛舍利，来纳塑像中。”由此推断，泉州开元寺在唐代乾宁年间就有密宗。开元寺初祖的僧文偁是一位会密法的僧人，开元寺的密宗可能受到其影响。据《泉州开元寺志》，释文偁是比较神秘人物，有多种神异，“不出山者三十年。连背《金刚》，室为之生白。”
“开元寺的出土南唐保大四年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北宋天圣年间僧智贤募缘创建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亦可说明至少在南唐保大年间或北宋天圣年间，泉州开元寺有过密宗流传。”《宋高僧传》载杭州著名的定光佛长耳和尚，据《闽书》载，可发现是习密法、有多种神异的僧人，“杭州西湖南山法相院僧行修，陈氏子。生而异香满室，长耳垂肩。……后梁开平间（—），至四明山中，独栖松下说法，天花纷雨。又跌坐龙尾岩，结茅为盖，百鸟啣花飞绕，经岁为常。后唐同光二年（），至杭之法相，依石为室，禅定其中。乏水给饮，卓锡岩际，清泉迸出。”
泉州深受密教影响应该主要在宋元时期。研究者认为，添志大师（赐号“真觉道者”）能用“咒水治疾”，元丰年间居住于南安葵山莲花峰。此外，泉州地区在两宋时期出现大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也可例证两宋时期密宗在泉州广泛传播。另一位研究者认为，地处海上交通要道的泉州历来受到海外文化影响，亦包括印度文化及密教的渗透；13世纪伊斯兰世界对印度的入侵使大量密教僧人外逃，与这一时期中印海上交通频繁相对应，对泉州的影响也更为明显。泉州传统建筑遗迹中，有大量受到密教的影响，除在造像、梵文种子图及开元寺大殿等木构建筑中有所体现外，更多表现在宋元时期的石建筑中，如宝箧印塔、多宝塔、石经幢等；其时间段集中在宋元时期，且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影响更浓厚，遗迹数量更多的趋势；这一趋势表现出与泉州海外交通发展渐趋繁荣的同步性。以下举例说明之：
宋代泉州景彬是一位会瑜伽密法的僧人：“本州开元寺僧景彬善为瑜珈，梵人目曰‘僧瑜珈’，束己勤甚，寝而安陀会不去身。……其《六波罗蜜咏》、《炽盛诸星赞》、《香水偈》，传瑜珈学者。”泉州开元寺在宋代还有宗巳禅师及法殊禅师受密教影响，“本州开元寺法殊禅师，晋江柳氏。于内外学，研覈原本。从宗巳受佛顶金刚说，复即法凝学四分，悉通。”
元代泉州密教发达，这和蒙元的统治有关。至元二十九年（），泉州清源山碧霄岩喇嘛教三世佛镌就。当时，由泉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阿沙主持雕刻。至正二十七年（），同安县达鲁花赤寿山同泉州路总管郑潜重修碧霄岩三世佛像，并于岩左摩崖勒石为记。三世佛并排趺坐莲台，保存完好，皆为土蕃式样（梵式）：佛发螺髻，上置宝严。有关学者、专家鉴定三世佛像“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分布最东南的藏传佛教三世佛（石刻）造像，对藏传佛教东传、促进藏汉文化交流及西夏人（唐吾特、党项羌）在元代的活动有重要学术价值。”
从以上比较看出，潮州开元寺和泉州开元寺的密宗都可追溯到唐宋时期。潮州开元寺的密宗影响较泉州开元寺可能更早，而且近现代开元寺有引人注目的密宗活动。在中国密宗历史上，胆巴上师、王弘愿和权田雷斧地位重要，故潮州开元寺在中国密宗史上的地位理应较泉州开元寺更为重要。
陈雪峰摄：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内的密宗布局
三、潮州开元寺和泉州开元寺的密宗传播出现和消失分析
“泉潮两地无论在语言、生活习惯、民间习俗、社会风气，还是信仰传统等方面都有极大的互通性”，高深的佛理，玄妙的禅学，严肃的戒律，不是一般民众所能接受的，而虔诚的许愿祈梦，隆盛的迎神赛会，恐怖的驱邪普度，却与广大民众息息相关，融为一个民间文化的整体。泉潮两地的信仰十分接近，对于密宗的接受或排斥心理基本是一样的。
（一）粤东、闽南有复杂的诸神信仰，民众追求信仰的世俗化、实用性，密宗的出现符合闽粤民众的信仰口味，这是密宗在闽粤地区一度流行的根本原因。
“密宗注重咒术、以法事祈雨禳灾、经文有神秘感而无显宗诸经穷尽佛理之深奥。凡此种种，于岭南人之观念易于接受。”实际上，广东有三大族群：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三大族群的民众信仰心理十分相似，追求信仰的实用性。潮地佛风之盛，主要在于世俗化，在民间只不过是将向佛视为求应灵而不是求解脱之途径，奉佛与奉神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是佛教在潮地广泛传播与深入人心的思想基础。也因此，除了在岭南占有统治地位的禅宗之外，在潮地流传较广的还有净土宗和密宗。这些宗派都不追求教理的深邃，禅宗讲求顿悟，净土宗以口诵法号为修炼之功，密宗注重咒术，以法事祈雨禳灾，经文有神秘感而无显宗诸经穷尽佛理之深奥，凡此种种，易为潮人所接受。
再看看福建情况。福建是一个宗教文化特别发达的省份，江南尚鬼好祀的民俗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以神通性为特点的佛教密宗，在福建这块土壤上，更是如鱼得水，渗透在福建佛教与民间信仰的各个角落。唐末宋元时期，福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许多至今仍在福建流行的众多地方神，绝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被塑造出来的。唐宋以来，泉州佛教渐趋世俗化，出现了一些佛寺兼祀道教神祇，乃至孔子、文昌帝君以及乡土神祇。佛教的寺庵与道教的宫观经常相互更替、取代。在福建本土，民间诸神崇拜十分繁杂，这里既有全国性神明，如观音、关帝、文昌等，也有全省性神明，如妈祖，还有地域性神明，如安溪县的清水祖师、漳州府的开漳圣王、同安县的保生大帝等。走进福建乡村城市的寺庙，只要稍微留意，就可发以发现佛教、道教与民间宗教的神佛、乃至祖先神位混杂供奉于同一寺庙的现象。福建民间崇信宗教和诸神佛祖的实用功利心理，具体说来说大概有祈丰收、求治病、求村落平安、求财富与求子孙繁衍数种。福建下层民众这种实用功利性的宗教信仰心态，或多或少也反映在对外来宗教如基督教的崇拜中。
潮州开元寺天王殿前陀罗尼幢
（二）密宗进入粤东、闽南往往伴随外来力量和地方政权支持，一旦政治势力失去，密宗传播容易消失。
宗教活动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实际上是由官方政治教化组成的大传统与地方社会的民间宗教组成的小传统之间的相互适应、相互排斥的互动关系。中国历代王朝的宗教政策多变，其政策的制定，自然是为政府的统治服务。密宗在福建的传播，也受到上述情况的制约。
以潮州为例，元代王室信奉喇嘛教，从而使这种观念、仪轨都与汉传佛教不同的教派，也能出现在僻远的潮州。然而，喇嘛教毕竟是中土佛教文化中的异数。它流行于地方基层，只是因为“上有所好”，潮汕人最后拒绝了喇嘛教。随着元朝政权的终结，这种强行输入的宗教文化消失了，就像它的出现一样突然。
再以福建为例。五代密教的特点是与统治者的关系密切。五代众多的密僧与统治者都有过来往，受到特别尊重。如扣冰古佛就曾受过闽王的延请，钱越王也亲参拜长耳和尚行修，汀州定光古佛最终也受到统治阶级的尊重……这与这时期统治者的特别崇佛是分不开的，但也反应了密教此时与统治阶级的逐渐靠拢。五代时间短暂，密僧的数量却特别多，反映了此时密教在统治阶级的扶植下，特别繁荣。元代是泉州佛教（包括密宗）另一个发达时期。由于统治者尊崇佛教，僧人地位尊贵。因统治阶级的扶持，大量良田流入佛寺，收入丰裕。但到了明中后期，地方政府听任豪强势族侵夺寺产，甚至官府“奉例变卖”寺产以充“兵饷”，加上倭寇不断骚扰，不少寺院“僧亡寺废”。泉州开元寺、承天寺被军兵占住，一度变成锻造兵器的场所。
从以上比较看出，粤东、闽南的传入都曾受到统治阶层的支持，立足于闽粤信仰环境，密宗都曾受到地方民众的接受从而进入粤东、闽南，然而，作为宗派，密宗极易受到汉地禅宗、净土诸宗的排斥。另外，密宗仪轨过于复杂，其理论基础和汉地民众心理也有不合，这导致密宗又易受到抵制，其影响终为禅宗、净土宗等取代。尽管密宗曾经是潮州开元寺、泉州开元寺引人注目的宗教现象，今天要在粤东、闽南看到密宗传播已经是极难了。密宗传播在上述两寺的最终消失提示，宗教传播，包括佛教宗派传播在内，必须和地方民众需求相结合，才能获得较多信众。
余论：本文分析了潮州开元寺和泉州开元寺的密宗传播情况。行文最后，突然想起一事，以上两座大寺分属潮州学和泉州学的范围之内，当然也是宗教学的范围。潮州学和泉州学是当前国内较为引人注目的研究，然而，潮州学和泉州学的关系研究文章还不多见。少数研究者提出，“泉州与潮州在政区上虽然分属闽、粤，然而在文化传统方面却是一个紧密联系的联合体。”由于地缘与血缘的亲近，没有两个分属不同省份的地区像闽南与潮州那样，富有那么多的共同或接近的文化因素。若单从“文化区域”概念出发，“闽南—潮汕”为一共同之文化区域，自可成立。“由于泉潮两地有着相通的文化传统，……就是在海外潮学、海外泉州学方面，也有很多可供联系的课题”。不论是潮州学，还是泉州学，都应该拓宽研究视野，希望学界加强潮州学和泉州学的关系研究。（本文同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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