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
您现在的位置: 开元寺 >> 开元寺新闻 >> 正文 >> 正文

两宋之交,赵氏宗室南渡入闽天眼新闻

来源:开元寺 时间:2023/5/23

乌山潘正夫题刻

天水村赵氏祠堂

年续修的《三山赵氏族谱》原本照片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大宗正司两外宗废置》记载,宋宗室原是“皆聚于京师,(神宗)熙丰间始许居于外”,可是“靖康之祸,在京宗室无得免者”,约有人被金人掳走北去,而“睢(河南商丘)雒(河南洛阳)二都得全”。

《宋史·宗正寺》又云:南渡初,先徙宗室于江淮……其后屡徙,后西外(宗正司)止于福州,南外(宗正司)止于泉州。那么,这些人是怎么躲过金人的追捕,转移到相对安稳的福州的?新近出版的《三山南门外天水村赵氏谱牒》(赵麟斌主编)整理出一些史料,对此有所披露。

乌山石刻赵姓人

年,宋太祖发布诏书,任命宰相赵普主持编制皇族家谱,称之为玉牒。据陈泗东《幸园笔耕录》所述:“宋朝赵氏皇族的谱牒,实际上是从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庙号宣祖)算起。宣祖生五子:长光济,早亡;次匡胤,即宋太祖;三光义,即宋太宗;四光赞,幼亡;五光美,改名廷美,封魏王。长房、四房无后,所有的皇族都分属于太祖、太宗、魏王三个支派。”赵普所作《御制玉牒派序》提供三排行字,每组十四字,赵氏宗室的排行字都取自于这些字。

宋朝对宗室的管理是十分重视的,起初严格规定宗室不得私自移往他处居住,到了“熙丰间始许居于外”。徽宗崇宁三年(年)置南外宗正司于南京(商丘),以管理太祖位下的子孙;西外宗正司于西京(洛阳),以管理廷美的子孙。这些在外宗人主要是皇族“袒免亲”,相对于“有服亲”而言,又称“无服亲”,即指皇帝的第五代以降后裔,已不再享有赐名和授官的权力,但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仍具有宗室身份。

福州乌山现存的摩崖石刻唐以前的未见,唐代的也仅有代宗大历年间的李阳冰篆书,但此刻已在“文革”被破坏,现在所见的是上世纪80年代依据临摹下的字帖新刻的。宋代的摩崖石刻保存下来较多,据福州市博物馆陈列馆副主任张春兰多次实地考察,乌山现存宋代摩崖石刻应为35段,佚失的应为40段。

通过对乌山摩崖石刻所有人名的比对,张春兰发现唐以前并没有赵姓人的留名,现存和佚失的石刻中宋代姓赵的人数为43人,时间跨度为年至年,根据赵室宗人的辈分排行诗推断,当中应有宗室人员39人。

吴国长公主逃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南宋绍兴初“是时两外宗子女妇合五百余人,岁费缗钱九万。南外三百四十九人,岁费钱六万缗;西外一百七十六人,岁费钱约三万缗”。也就说,当时在福州的宗人数应为人。张春兰说,乌山摩崖石刻存有大量信息,对于了解在福州的宗人活动很有帮助,其中以潘正夫题记意蕴最为丰富——

靖康之间,金人犯阙,二圣北迁。逮建炎中兴,天子受命,吴国长公主始至睢阳。明年,寇淮甸,遂浮江而南避于钱塘。车驾幸建康,还复入觐;继适江表,会胡骑奄至;循赣水走湘湖,濒南海而达闽川。馆于福唐之神光,因登乌石山观李阳冰篆,乃得古人之遗意。越五日而赴行在所。男长卿、粹卿、端卿、温卿侍。绍兴二年(年)仲春十三日,河南潘正夫题。

此方石刻指的是靖康之变,即年北宋灭亡,吴国长公主为哲宗第三女,“靖康末,与贤德懿行大长公主俱以先朝女留于汴。建炎初,复公主号,改封吴国”,潘正夫乃是公主驸马,并较为详细地说明这支宗室的迁移路线:先到商丘以南一带(睢阳),待了一年。因避寇,经水路前往杭州(钱塘)。宋高宗在南京(建康)时,还复入觐。继至长江以南地区(江表),沿江西赣江(赣水),经湖南(湘湖)、广东(南海)至福建(闽川),最后抵达福州。另据《闽中金石记》记载“孙氏访碑录有潘正夫题淡山岩呈逊叔诗”,为行书,在湖南零陵,亦是曾到湘湖又一佐证。

吴国长公主一家只是众多逃亡宗室中的一支,结果并没有留在福州。张春兰认为:摩崖石刻中潘正夫的题记,是部分宗室来福州所走路线的一个代表。

海陆两道大迁徙

更多的宗人南渡,显然是有组织的集体逃亡。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载,建炎三年(年)十有二月“甲午,皇叔右监门卫大将军、眉州防御使、知南外宗正事士樽,言自镇江募海舟载宗子及其妇女三百四十余人至泉州避兵,乞下泉州应副请给。许之。于是秘阁修撰、知西外宗正事令懬,亦自泰州、高邮军迁宗子等百八十人至福州避兵。已而又移潮州”。

“原来属西京(洛阳)西外宗正司管辖的宗人先安排在扬州,继而分别迁至泰州和高邮军,然后又转移福州。”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谢重光认为,高宗自建康赴明州(宁波)是乘海舟,士樽率队至泉州是乘海舟,可见走海路是当时朝廷和宗室奔赴浙闽的主要选择,令懬所率西外宗子亦不例外。

另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记,西外宗子并非全由令懬统率,有一部分是由皇叔士从以“添差同知西外宗正事”的身份,“自高邮车招溃卒屯兴化县(在今江苏泰州)”,又于绍兴元年(年)秋七月“自衡州移司温州”,显示他走的路线与令懬不同,是从陆路逐步向浙闽推进。

从《淳熙三山志》记录西外宗子考中进士者的居地资料分析,在敦宗院之外居住的,闽县1人,侯官县2人,怀安县3人,福清县3人,永福县2人,闽清县1人,古田县4人,长溪县16人,宁德县3人,连江县12人。处在从温州至福州途中的长溪(又称长邑,今霞浦、福鼎、福安等地)、宁德、古田、连江等县占了绝对多数,而“这几个县在当时福州属邑中属于开发较迟、经济文化较落后之地”。

何以出现这种情况?谢重光认为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虽然士从“自衡州移司温州”时,因“所过骚扰”而被罢免,但他统率的宗人却可能有一部分继续自温州取陆路进入闽东,有的看到适合的居地或因某种特殊的情况而陆续在沿途落脚定居,遥受福州西外宗正司管辖。

安置点多为寺院

谈及西外宗正司及宗室人员的安置地点,《淳熙三山志》这样记载:“绍兴三年(年),诏西外宗正置司福州,知宗正司事,廨舍始寓太平寺,属官二员,即其东庆城寺居之。主管敦宗院,今寺西南;宗学教授,今寺东北。”又云:“建炎元年(年),复为太平寺。三年(年),敕奉濮安懿王神主,遂以其寺之半为嗣王行府。绍兴五年(年),因以为西外宗正司。”

所谓太平寺,张春兰认为即今之福州开元寺。至于庆城寺,《福州内河史话》则云:在井大路旧狮桥东,今庆城路。《福州府志》曰:“在南津坊,本王延曦第,既即伪位,舍为永隆金身罗汉院,(宋大中)祥符三年(年)赐额。”《闽都记》曰:“并高丽铜佛像,又二石笋、小木塔,俱高丽所献。”王延曦乃王审知子,(后)晋天福二年(年)舍宅为寺,今寺庙已不存,其地因寺得名。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四云,绍兴十五年(年)“甲午,大理评事黄子淳面对言,自渡江以来,宗室散处外州,多居民间,或在僧寺”。张春兰说,如同南外宗正司有关机构和多位宗室安置在泉州城的寺院里,西外宗正司迁入福州后的情况也一样。潘正夫题记提到“馆于福唐之神光”,可见当时宗室初到时也主要是被安置于福州城内的寺院中,最初不限于开元寺和庆城寺,还有诸如神光寺等。

按林家溱《福州坊巷志·卷三·城边街(乌山路)》所述,神光寺“在街北,乌石山南麓。本为金光明院,唐大历间建,会昌中废,大中四年(年)复建大云寺,明年改名神光寺。其旁报恩塔院,有神光塔七级,亦大中时建,乾符间黄巢入闽毁”。作者按言:“宋以后寺之兴废,方志记载寥寥。《八闽通志》只言(明)成化间重修……是万历间寺已残破,且被人侵蚀矣。民国后此当年巨刹,反为林洋寺(瑞峰林阳寺)之下院,其萧条可知,而商业学堂、助产院皆寺之故址也。”据省委党校教授林怡解读,神光寺即今乌塔所在地盘,大洋百货那带楼盘占去了南面一片。

靖康之乱前出走

过去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北宋覆亡时被金人掳走的都属太宗的子孙,所以“福建在南宋之时,居住了大量的赵氏皇族,他们皆为太祖与魏王的后代”。事实上,据张春兰对《淳熙三山志》中宗室进士的统计,从绍熙元年(年)至宝祐元年(年),福州的宗室进士有人。其中,太祖派75人,魏王派人,而太宗派多达人。

谢重光也认为,《淳熙三山志》科名一门所列太宗后裔,以及乌山石刻中所见“三山赵崇淯”等人,毫无疑问都是太宗一系福建宗人。所谓福建宗人或福州西外、泉州南外宗人“皆是太祖与魏王的后代”的观点,是不符史实的。

有关赵氏宗室南渡入闽,《三山南门外天水村赵氏谱牒》还提供了一个“事先于靖康之乱”的另类考例。内云这支宗族为魏王后裔,入闽始祖为昌国公赵公俊,并附明崇祯十二年(年)族谱所述:昌国公“因新法抗疏不用,偕二子端明殿学士彦忠、路分彦裕由汴入闽,遂为闽人”。他于北宋靖康元年(年),挈子孙从河南开封南渡入闽,次年到福州,居城内九彩园(今属福州鼓东街道)。

南宋景炎二年(年),元兵逼境。据天水村《赵氏谱牒》附录赵桂林一文所述,定居漳浦赵家堡的亦是魏王后裔一支,“是自福州的西外宗正司护送端宗、怀宗后从崖山突围的”。福州、泉州失守,西外、南外两宗正司消逝,宗族子孙星散,至明永乐十三年(年),魏王后裔一支由福州南津坊迁南门外吴山定居,成为天水村赵姓肇基始祖。

天水村位于今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其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年陈毅副总理来此调研,对东林园福橘的品质给予很高评价,此后便有了电影《闽江橘子红》,这是我省作者创作的第一部故事片。其实,当地祠堂独有的“伴夜”风俗,为何挂着赵新“钦命册封琉球正使”牌匾……仍是值得今人一探究竟。

谢海潮来源福建日报

编辑周章龙

编审王宁

转载请注明:http://www.0431gb208.com/sjszlff/49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