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纽约苏富比秋拍上拍卖了一尊中国唐代佛首，有文物爱好者发现，这尊佛首与民国期间洛阳龙门石窟窟被盗割的一尊佛首高度相似。而提供了对比图的则是日本学者关野贞与常盘大定于20世纪初多次考察中国石窟等遗迹后合著的《中国文化史迹》。而这些日本学者当时拍摄的照片则是它们在未被损毁之前最后的珍贵留影，而这些日本学者也随之再次进入到大众视野中。结合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以来海外涉华艺文图志”系列丛书，其中包含关野贞、常盘大定合著《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十二卷、伊东忠太著《中国建筑史》、关野贞著《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澎湃新闻·艺术评论”对这一系列书的主编者张明杰进行了采访。不过可否认的是，日本学者对中国古迹的考察有正面因素，也有一些负面影响，如关野贞在考察山西天龙山石窟后，仅七八年时间，由于日本山中商会头目山中定次郎的两次造访以及该商会的大肆搜购转卖，石窟造像几乎惨遭灭顶之灾，无数佛首被生生凿取，有的整体被盗，其惨状真是难以言表。
《支那文化史迹》中的佛像留影与现状图对比
被拍卖的佛首中国画报出版社去年以来出版的一套“近代以来海外涉华艺文图志”系列丛书，其中包含关野贞、常盘大定合著《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名胜古迹图集》十二卷、伊东忠太著《中国建筑史》《中国纪行——伊东忠太建筑学考察手记》、关野贞著《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木下杢太郎著《云冈日录》、常盘大定著《中国佛教史迹》等。这些日本学者正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直至年代期间来到中国进行考察的，当时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走入最黑暗的内忧外患时期，这些散落在中国广袤乡野、山壑中的石窟造像、建筑等完全没有被重视起来。上述诸多日本学者大抵都是在这个时期进入到中国，因其研究领域不同，他们到中国所勘探的地域和历史遗迹也呈现差别，当然他们所写的书也重点不同。他们的这些游记和拍摄的图片保存了中国各地的极珍贵的历史遗存。这套系列丛书所涉及的日本学者中，最早来华的是学者伊东忠太，他一生的涉华调查不下十次，著有《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装饰（五卷本）》《东洋建筑之研究（上下卷）》《法隆寺》等著作。其于年撰述的《中国建筑史》，是日本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中国建筑通史，是其二十余年来对中国建筑考察与研究的结晶。年，伊东忠太开始游学中国，他在中国境内考察，足迹遍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贵州、云南等十余省市。其考察对象不仅局限于各地建筑，还包括云冈、龙门、千佛崖等大型石窟及五台山、峨眉山等道教、佛教圣地。其中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发现”，可谓此次考察的最大收获。年，伊东等人奔赴旅顺、奉天等地，对寺庙、古迹，尤其是宫殿建筑等进行考察。事后发表《中国东北地区的佛塔（）》《中国东北地区的佛寺建筑（）》等论文或报告。伊东忠太第四到六次到中国，则考察了江苏、安徽、浙江、江西诸省，以及广东为主的中国最南端省区和山东，每次考察回去都写下诸多考察文字。在实地调查的同时，伊东忠太还与营造学社、中国画学研究会等机构及成员多有交往。因为是以游记的形式呈现，《中国建筑史》语言活泼，也涉及到很多对于彼时中国风土人情的关照，如他谈到的中国的度量衡的问题：“此次中国之旅，最让人头痛者莫过于币值问题。盖中国未有统一的度量衡，致使各省各地度量衡标准五花八门。譬如，若身携若干银两自北京出门旅行，一到其他省域，所带银两币值就与北京不同，已被贬值几许。再到另一行省，又是另一种估值。若往第三省去，则币值又会有些许变动。有人戏谑说，若是行在中国，即使一文不花，最终也会让你身无一文。”
伊东忠太拍摄的北京东四牌楼商店和伊东忠太关系紧密的关野贞初次来华调查是年，自北京出发，经郑州至西安，对沿途各地的古迹遗物，尤其是陵墓碑碣、石窟造像等进行了详细考察，年秋，他又专程奔赴齐鲁大地，对建筑遗迹、石刻造像等展开调查，还从嘉祥县和济南府各获得一方汉代画像石，运回日本，成为当时东京大学的珍贵藏品。此次考察后，他发表《中国的陵墓》（）、《中国山东省汉代坟墓表饰》（）、《山东南北朝及隋唐之雕刻》（）等论文，为其探讨中国雕刻艺术和陵墓及碑碣变迁夯实了基础。年初，关野贞在中国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考察，最大的收获是他在太原近郊探访到天龙山石窟遗迹，事后他撰写了考察报告《天龙山石窟》。天龙山石窟虽远不及敦煌、云冈和龙门等大型石窟，但其石刻造像几乎涵盖了中国佛教造像史上各时代的经典之作，故备受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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