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秦双隐的旷世“旅游号召力”
就像逛杭州西湖，总免不了要说起许仙与白娘子的传说一样。到了九日山，宰相姜公辅与诗人秦系这两位隐者的故事也屡被提及。许仙历尽千辛万苦与白娘子在西湖桥上悲情重逢，演绎了一段撕心裂肺、相聚又分离的情爱悲剧，给西湖增添了浪漫色彩和念想空间。而“姜秦双隐”则以他们笃真的友情，令人追思、难忘，乃至后世有太多的文人骚客赶至九日山，只为聆听双隐传说，悠然慨叹英风如存。今游九日山，听姜秦二人的故事，作一次心灵漫步，依然能感受古代高士隐者的纯真情怀。
名诗人低调隐居九日山
秦系是会稽（今绍兴）人，约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年），卒于宪宗元和三年（年），在世80余年，恰好经历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据文献载，秦系住于若耶山下的耶溪旁，此溪便是传说中西施浣纱之所在。秦系年少时即有诗名，可惜赴举不第，心高气傲的他于是放下功名，开始漫行吴越，足迹遍布现今浙江大部分地区。因为秦系个性豪爽，许多文友都想跟随他出游，一时与游者有袁高、钱起、皎然、鲍防等诗客、名士。秦系更与刘长卿、韦应物结成莫逆之交，后来他们三人也都成了名闻天下的才俊。唐德宗建中初年（年），秦系离开江浙，千里迢迢来到泉州南安九日山，见此山“峰峦映发”，心下欢喜，遂于西峰峰顶结庐筑室，过起了隐居生活。
秦系在九日山隐居之初，以穴石为砚，心无旁骛地为经书《老子》加注。这段栖隐生活可以用他的三首诗来形容，一为：“不逐时人后，终年独闭关。家中贫自乐，石上卧常闲。坠栗添新味，寒花带老颜。侍臣当献纳，那得到空山？”另一曰：“客在烟霞里，闲闲逐狎鸥。终年常祼足，连日半蓬头。带月乘渔舟，迎寒绽鹿裘。已于人事少，多被挂冠留。素业堆千卷，清风至一丘。苍黄倒藜杖，伛偻睹银钩。迹愧巢由隐，才非管乐俦。从来自多病，不是傲王侯。”再一曰：“荷衣半破带莓苔，笑向陶潜酒瓮开。纵醉还须上山去，白云哪肯下山来。”他时常在山前金溪带月乘舟，闲逐鸥鸟；或于山头向风长啸，松下鼓琴；或伛偻曲身于水边垂钓，自号东海钓客，过着悠然自在的生活。
姜秦二贤留下不朽传奇
秦系在九日山注书写诗，但都不愿向外张扬，宋人邱葵甚至称他“成章匪摛藻，一字不出山”。不过，即便秦系再低调，但因为名气太大，依旧有老友寻踪而至。建中末（年）薛播因事牵连被贬至泉州任刺史，当他打听到秦系隐居九日山，便时常上山拜会他，逢年过节更是馈送牲礼酒食等物。贞元八年，秦系隐居九日山12年后，宰相姜公辅被贬谪为泉州别驾来到九日山。他与秦系相见如故，二人饮酒赋诗，评史论文，投契无比。姜公辅当下就决定在九日山的东峰结庐居住下来，这样他就能和秦系朝晚共对，研诗挥墨。姜公辅寄居的东峰，便被称为“姜相峰”。现在游人上到山上，还可以见到北宋翰林学士、同安县书法家苏绅在山石上题刻的“姜相峰”三个斗大隶书。秦系居住的西峰，后人将之称为“高士峰”，用以纪念这位诗坛名宿，又在其旧居地建亭，取名“秦君亭”，今亭犹在。有了挚友秦系为伴，姜公辅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九日山。山居生活虽则清简，养着的却是不平凡的心。姜秦二人每日对峰相唤，徜徉山水，酒诗唱和，友情甚笃。九日山下的丰州社坛村内有一口“相公井”，据传是姜公辅当年取水所用。
姜秦两位寓贤对当时的泉州影响颇深，泉州两任刺吏薛播、席相，以及有“状元宰相”之称的常衮（当时被贬为福建观察使）都先后亲自登山拜访，他们还引荐欧阳詹与秦系、姜公辅交游磋商学艺。有了这些达者贤人为榜样，泉府文风顺势大兴。永贞元年（公元年），姜公辅不幸病逝，秦系痛失知交，心痛难当。由于姜公辅是只身来泉，亲眷都没有相随，所以秦系亲手将好友安葬在了九日山南麓，算是送挚友最后一程。在为姜公辅料理完后事，秦系便孑然出走，从此不知所踪。“姜秦之谊”至此弦断，徒留世人嗟叹不已。宋代时，泉州太守赵令衿为了缅怀姜秦二人，在九日山上建造“姜秦二公祠”，并亲笔题记：“二公皆唐伟人，名在简册，邦人景慕之若山斗焉”。
姜秦相继离世后的千余年间，各地缙绅大夫、文人墨客，甚至是方士名衲，都为寻访“姜秦双隐”的遗迹而来，他们争相登临九日山以怀古。综合《九日山志》所述，姜秦的追崇者包括蔡襄、曾会、苏绅、苏颂、朱熹、陈知柔、李邴、吴栻、赵令衿、傅宗教、王十朋、邱葵、周维京、刘涛、吕夏卿、戴一俊、李廷机、黄克晦等，阵容之浩大，令人瞠目结舌。姜秦双隐无疑就是九日山的“金字招牌”。
朱熹与友携酒游名山
当然，九日山不光流传有姜秦二贤的故事，像朱熹与傅自得相约载酒游山，并且下山后泛舟夜游金溪的故事同样很吸引人。南宋名臣傅自得与朱熹有“先人之旧”。傅自得年少时学诗，曾拿着自己的诗作去向朱熹之父朱松讨教。朱松对这位才情过人的“后生家”十分心仪，许其从游。两人曾“宿于闽部宪台从事官舍之东轩，夜对榻语，蝉联不休”。后来，傅自得还为朱松的文集作序（即《韦斋先生文集序》），此文情真意切，颇为感人。多了这层关系，傅自得后来与朱熹结成“忘年交”也就毫不奇怪了。再后来，傅自得还让两个儿子伯寿、伯成“少从朱子学”，使得朱、傅两家的渊源更加深厚。
朱熹与傅自得曾因一次邀游而在泉州留下文苑佳话。南安九日山奥衍明秀，自古为士大夫探憩登高之所。绍兴二十六年（年）七月，朱熹同安秩满，八月在泉州府候批书。此时的傅自得闲居在泉州家中，遂载酒相邀朱熹登游九日山，再泛舟夜游山下的金溪。
两人的这次憩游留下不少题咏。《丰州集稿》录有傅自得的《思古堂》《九日同朱子泛舟金溪》等诗作；朱熹则有《寄题廓然亭》《石佛岩》《知郡傅丈载酒幞被过某于九日山夜泛小舟弄月剧饮》等。从这些诗赋当中不难看出，两人在游玩时枕流漱石，将酒啸月，至真至性，同时也惺惺相惜，相交于情，相随于义。在游金溪后，傅自得写下了令人心旷神怡的《金溪泛舟记》，文称：“绍兴丙子八月十一日，携酒襆被，谒朱元晦于九日山。向晚，幅巾黎杖，相与徜徉于金溪渡头，唤舟共载，信流而行。老蟾徐上，四无纤云，两岸古木森然，微风摇动，龙蛇布地，溪光山色，随月照耀；远近上下，更相辉映，殆非尘世境界……”借着这篇游记，我们又能回到那秋风乍起，“影触浪以时动、形随风而屡迁”的游溪画面当中，与两位历史贤者共同挥洒荡荡古风。
“惠泉”之水据传有袪病奇效
九日山下有延福寺和昭惠庙，一佛一道，皆为历史久远之所。延福寺始建于西晋太康九年（年），旧址在丰州庙下村，唐大历三年（年）移建九日山麓。唐咸通年间重建寺内大殿时，相传乐山仙翁李元溥用神力运杉，助力建殿，所以新建大殿取名“神运殿”。古时延福寺二、三道山门之间有一放生池，是南宋延福寺住持慧邃禅师为备善信、香客放生而开凿的。现为天王殿前方广场。
昭惠庙在延福寺的东侧，原为“灵乐祠”，是唐代延福寺住持感念仙翁李元溥无量功德而建的。昭惠庙内原有一尊“肉身佛”，据说其本身为宋代元丰年间泉郡巡辖官陈益。但因历史变迁，肉身佛今已荡然无存。如今所见的昭惠庙也是年复建的。宋绍兴元年（年），慧邃禅师力主祈谢供品易荤为素，是谓佛门“水陆会”。慧邃禅师还在昭惠庙左侧兴筑“水陆堂”，既供民众祭祀，又不打扰佛门清静。水陆堂也是九日山“三十六奇”之一，但今已无觅。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昭惠庙前，古井“惠泉”依然在。此井有双眼，里面的古井磐保存完好。唐咸通十年（年），此地有泉喷溢而出，泉水清冽甘甜，古时百姓取此泉水和药煎服，据说有袪病奇效。延福寺僧人于是凿井储水，这才留下了这古井。现在井旁还有“惠泉”二字，刻在一块岩石之上。
观察使陈洪进在山顶造佛
九日山西峰绝顶有座石佛亭，亭里端坐一尊天然岩石琢成的阿弥陀佛像，这是九日山“三十六奇”之一，世称“石佛岩”。九日山现存最早的一段石刻便与这石佛有关。该石刻位于石佛亭东侧岩壁上，为纪事石刻。文云：“太师陈令公，大宋乙丑年镌造石（像）阿弥陀佛。住持沙门贤播记，寺僧首惟峭。”刻于宋初乾德三年（年）。据介绍，这是九日山延福寺住持贤播为漳泉观察使、检校太师陈洪进镌石佛一事而刻石记录下来。从而也证实九日山上的这尊阿弥陀佛石像为陈洪进命工匠镌刻的。佛像高7.5米，肩宽1.85米，跌坐莲花座，袒胸盘足，双手拖放膝上，衣褶深密，神态安详，是泉州较早的石刻造像艺术珍品之一。
陈洪进为何在九日山上造石佛像呢？据文献载称，北宋乾德三年（年）“县邑多火灾”，为禳压火灾，陈洪进于是倡镌该石佛。不过，也有耆老相传，陈洪进之所以要造石佛是为自己消除业障。陈洪进行伍出身，由留从效手下的一名小兵，一路升迁至漳泉观察使、检校太师，除了靠战功以外，权谋之术也少不了，手上不免也沾满敌对势力的血。为求心安，故而镌造了九日山石佛。另据《泉州府志》所载，陈洪进有一女儿因怨恨他杀孽太重而遁入空门，陈洪进劝阻不住，只好在泉州城北隅松湾古地兴建千佛庵（后改名崇福寺），让削发为尼的女儿于此诵经礼佛。
其实在五代至宋初，泉州城的几代统治者对于佛教都是很亲善的。比如“开闽三王”礼僧拜佛，好谈佛理，曾举行隆重仪式迎请佛经入泉州开元寺藏经楼；留从效则于后周显德年间（年—年）“以别墅南园为寺，号南禅，舍田庄九百石”；王延彬、陈洪进也都有舍田入寺之举。所以，陈洪进在九日山造佛，也不算出乎人意料之外。
九日山的石佛在南宋还多了一段故事：南安县令王广翁自称他在出任县令前，曾梦登一座山，上有石佛像。到任后，登游九日山，竟见石佛亭里的佛像与梦中所见完全相符。宝祐戊午（年），王广翁令工匠将石佛亭修葺一新，并在九日山西峰东麓的石刻群上层刻石为记。该石刻云：“邑令王广翁，癸丑集注前一夕，梦蹑山椒，上卢石佛。暨抵邑，山行访古，恍与梦符，遂令工饰而新之。时宝祐戊午、夏五谨识。”王广翁的这段梦佛遭遇，也为九日山石佛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记者吴拏云文/图（除署名外））
来源：泉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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