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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过哪些佛寺,白马寺永宁寺少林寺

来源:开元寺 时间:202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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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寺建筑源于古印度,传入中国后,从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从隋、唐、宋、辽、金到元、明、清时期,佛寺建筑空间视知觉设计的发展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并演变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艺术形式。

两汉时期——佛寺初传中国

对东汉时洛阳的白马寺是否为中国第一座佛寺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确定的答案,但白马寺是文献记载最早的国内佛寺建筑。《魏书·释老志》中这样写道:“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

白马寺由官署鸿胪寺改建而成,其原构实物已不存,现今的白马寺已非原样,但从有关佛寺建筑文字记载中可以知道中国初期佛寺建筑空间视知觉设计主要有以下特征:首先,早期佛寺建筑以佛塔为主体,且主要设在城镇中心。中国古代对寺的称呼本是官府之谓,《汉书》注释为:“凡府庭所在,皆谓之寺。”浮图又称浮头、浮屠、佛图,其在中国多作佛塔之意,把浮图所在的佛寺建筑称为寺在相关记录中始于白马寺。白马寺位于洛阳市内,以后的很多佛寺佛塔都设于都城府邑,究其缘由,初期佛寺建筑多为贵族富户捐赠,而这些大户人家多居于城镇,而且,将佛寺建筑设于城镇中心可利用其优越的地理条件传播佛教。

其次,佛寺建筑虽起源于古印度,但传入中国后逐渐汉化,从《后汉书》中记载汉献帝时笮融“大起浮屠,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余人”可看出佛寺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重楼建筑相融合。

在中国传统礼教中,台基高低及建筑高度代表着地位的尊卑贵贱,而汉代重楼建筑层层相叠,翼角翘起,在高度上追求向上,体现了人们尊天奉神的思想,古印度佛塔(窣堵坡)传入中国后,其相轮被称为金盘或露盘,这不仅反映了佛寺建筑的汉化过程,也间接证明了佛教最初是作为一种神仙方术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寺的初步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兴盛的开始,尤其在南北朝时期,从帝王到平民都信奉佛教,佛寺建筑的数量也大幅度上升。从《洛阳伽蓝记》中的“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时寺塔的盛况。此时佛寺建筑空间视知觉设计主要呈现以下两点特征:

首先,佛寺建筑的布局仍以佛塔为主体,基本上都是佛塔在前、佛殿在后的布局方式,其它的附属建筑起到烘托主塔的作用,这种布局形式来源于古印度发展的以佛塔为中心的塔院式和崇拜佛塔的观念。古印度佛教将佛塔视为佛的化身,这种重佛塔的思想传入中国后影响了中国佛寺建筑的布局。此时,具有代表性的佛寺建筑是永宁寺。

永宁寺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的建筑——山门、佛塔与佛殿,佛塔平面为方形、木制,据《洛阳伽蓝记》记载,佛塔十分高大,是全寺的中心。佛殿在佛塔的后面,这一布局形式是中国早期佛寺建筑的典型布局。其次,自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贵族大户将自己的家宅捐为佛寺,即“舍宅为寺”,这是当时城市佛寺建筑的重要来源之一。这类佛寺建筑因由住宅改造,其布局与上述以佛塔为中心的布局方式相异,即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室”。“这些府第和住宅的建筑形式融合到佛寺建筑中,使佛寺内有许多阁和花木”。该佛寺布局形式促成了佛寺的园林化,使中国本土的寺院与中国本土建筑布局以及园林布置相融合。

此时,古印度的佛塔(窣堵坡)传入中国后,被缩小置于塔顶上,被称为“塔刹”。塔刹既有宗教意义,又有装饰意义,传入中国的佛塔与中国本土建筑相结合,重楼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单层和多层佛塔。多层佛塔主要有楼阁式塔和密檐式塔。楼阁式塔最初多为木构,其后发展为砖石造,虽出现于东汉末年,但南北朝时数量较多,比较常见;密檐式塔多为砖石造,其雕刻内容除佛教主题外,还有中国常见的装饰题材。

隋、唐时期——佛寺的发展高峰

唐代经济文化发展迅速,社会环境相对安定,佛教的发展进入繁荣期,佛寺建筑发展也进入了高峰。这个时期佛寺建筑空间视知觉设计主要呈现以下几点特征:

首先,佛寺建筑在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平面布局的基础上,逐渐与中国四合院式布局相结合,形成以殿堂、走廊组成的合院式组织形式,布局较之前更为规整,并形成了分院制,如菩提院、班若院、经楼等。规模大的佛寺有十余院之多,如莫高窟第窟北壁所显示的,正中为主院,主院正中为佛殿,四周以廊环绕,并连接东西佛殿,讲堂、钟楼等,整体布局整齐对称、井井有条、错落有致。从《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及部分敦煌壁画中,还可以看到主院有以楼阁为中心的布局。

其次,中国佛寺布局从以塔为中心到佛殿与佛塔并重的局面。其先为佛塔建于佛殿前面,之后发展成佛塔与佛殿并列的布局,或在佛寺旁另建塔院,这种塔殿并列的布局方式是唐代所特有的,并影响了日本佛寺的布局,如正定的开元寺和日本的法隆寺,其佛塔与佛殿基本呈左右并列的布局。

关于塔殿并列的记载还可以在唐李邕撰写的《嵩岳寺碑》和莫高窟壁画中发现蛛丝马迹。《嵩岳寺碑》中记载嵩岳寺现存砖塔的东面“亦曩时之凤阳殿也”,说明嵩岳寺采用过塔殿并置的布局。在莫高窟第窟的北壁中,可以看到正在修建的佛寺建筑中,一小塔已前移到佛殿旁。这种变化可能是因为佛寺建筑中佛殿专门用来供奉佛像,佛殿逐渐成为人们礼佛的主要场所,佛殿的地位在上升。

佛塔建筑在唐代之前多为木构,唐代以后多为砖石,所以现今唐塔遗物较多,如西安大雁塔(慈恩寺塔)和小雁塔(荐福寺塔)等。同时,在莫高窟第窟北壁中还能看到一种楼式佛殿,由此可以看到唐代的佛寺建筑与中国的多层楼式建筑相融合,受中国本土建筑的影响愈明显。同时,在莫高窟壁画中可以看到佛寺建筑中有类似于阁的形象出现,在莫高窟第窟的北壁中可以看到这种建筑形式。“阁的形象多见于初唐时期,盛唐壁画中表现不多,可能与盛唐以后楼、阁二种形式相互融合有关”。

此外,从莫高窟壁画中可以了解佛寺建筑空间中作为结构或装饰的那一部分的变化:佛幢作为佛殿内佛像前的供奉设施最早见于莫高窟盛唐时期的壁画,它既可作为小型单品置于礼佛空间,还可以作为较大的建筑小品置于室外空间。在莫高窟壁画中,可以看到置于屋顶的脊饰自北朝至隋唐皆以鸱尾的形态出现——双鳍弯起,晚唐以后则变为鸱吻——龙头张嘴含着屋脊。

此时的佛寺建筑不仅是宣扬佛教教义的场所,还是民众散心游乐的地方,佛寺建筑具有园林化的倾向。当时不仅在城市设寺,还在城市近郊及一些风景名胜处建寺。从《长安志》中慈恩寺“森邃为京都之最”及《酉阳杂俎·寺塔记》中的相关记载,可看出当时佛寺大多对花木园林有一定的营造。从现今的佛寺遗址及遗址周边的环境来看,大致可以推断出这一点。

最后,唐代佛寺建筑已分为官、庶两个系统。在《资治通鉴》“会昌五年”的“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记载中可看出“寺”与“兰若”的区别,即官办佛寺和僧人或民众私人募捐的地方性佛寺,而这种官、庶之别导致这两类佛寺建筑的规模和形制有比较大的差异。官办佛寺建筑采用宫殿建筑形制,而民间佛寺的建筑规模和建筑形制远不如前者,如五台县佛光寺的东大殿和南禅寺大殿,前者属于官府赐额的正式佛寺,遵循宫殿建筑体制,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单檐庑殿顶,正脊两端饰以鸱吻;后者是民间的非正式的小寺,面阔、进深各3间,单檐歇山顶。

宋、辽、金时期——佛寺的继续发展

宋、辽、金时期,佛教虽不如从前,但依然有一定的发展。佛寺建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汉化色彩愈加明显。这个时期的佛寺建筑空间视知觉设计主要有以下几点特征:

首先,佛寺建筑基本采用在纵轴线上布置殿、阁等主体建筑物,并以中轴线为中心进行左右对称式设置配殿及附属建筑物,形成三进、四进或多进院落的方整布局,这种布局更倾向于宫殿式布局。

其次,佛寺建筑布局中的主院以佛殿或重阁为中心,将佛塔建于佛殿后或并置二塔与佛殿前,或单独置于别院中,且对佛寺主体建筑的布置遵循“前低后高,长幼有序,左祖右社”的礼制秩序原则,同时佛寺建筑关于“佛”、“法”、“僧”的功能分区更加明确。在佛寺建筑布局中“佛”区在前,即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等;“法”区在后,即法堂、藏经阁或大佛阁;“僧”区在“法”区后面或安排在佛寺建筑布局的末尾,即方丈院和僧人用房。以后佛寺建筑布局基本依照这种布置方式。

宋代佛寺园林的营造进一步发展,受文人审美的影响明显,设于名山大川的佛寺建筑较之前更多,此类寺院依地势有着更为灵活和自由的布局,著名的有杭州的灵隐寺和净慈寺等。现存佛阁建筑有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和大同善化寺普贤阁,这两座佛阁属辽式楼阁,其“结构原则上相似,皆于下层斗拱之上立平坐,其上更立上层柱及枋额斗拱椽檐等”。这两座佛阁建筑与上文提到的唐代莫高窟壁画中出现的阁的构造形式类似,莫高窟壁画中的佛寺建筑虽有阁的形式出现,但未有实物留存,观音阁和普贤阁印证了佛阁建筑至少于宋、辽金时期已出现。

此时,禅宗兴盛,南宋确定的“五山十刹”是“中国官寺制度中级别最高的禅宗寺院”,并有所谓的“七堂伽蓝”制布局,即在中轴线上依次布置山门、佛殿、法堂(讲堂)、方丈、食堂、浴室和厕所,“七堂伽蓝”这种说法可能来自于日本,它是否能代表宋代禅宗佛寺建筑的布局方式难以确定,但这种布局方式可作为一种参考。

元、明、清时期——佛寺的逐渐衰落

元代佛寺建筑受喇嘛教的影响多佛塔,此时佛寺建筑发展出了一种创造性的结构方式,即大额式,“大额式结构方法主要体现在利用大额式结构进行减柱或移柱。减柱是从宋代开始的,移柱是从金代开始的,到了元代减柱及移柱都非常盛行”。山西洪洞的广胜寺下寺大量运用了大额式结构。这种结构可以拓宽礼佛空间,对明代的佛寺建筑也产生了影响。

明清时期,许多佛寺得到了扩建与改造,如北京的香山寺、宁波的天童寺、杭州的灵隐寺。这些佛寺的改造更加注重园林的营造,以表现山水意趣。其总体布局依环境而变,十分灵活40。佛寺建筑空间视知觉设计日趋繁复,从其斗拱变化可以看出,较之从前,斗拱规模变小,数量相应增多,由原先作为承重的结构变为主要起装饰作用的部分,显得精细而过于繁琐。清代,《大清律例》规定不许私建或增建寺院,许多佛寺建筑此时得到一定的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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