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贾云集的国际港口，不同国家的人们在一起生活，文化的交流与影响是必然的。开元寺大雄宝殿里，斗棋上二十四尊“飞天乐伎”依次排列，张开的双翼或许让你想起基督教的天使。开元寺里这种带翅膀的“飞天”起源于印度佛教中人头鸟身的音乐神——迦陵频伽，至晚在两晋南北朝时便已传入中国，并演化为女子形象。
开元寺她们在泉州进一步本地化，手上拿起了当地常见的乐器，仿佛一个南音乐团。象征着文化融合的飞天乐伎是泉州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我们也可以发现，它在泉州的文化融合只体现在最后本地化的环节，飞天作为印度文化符号，与汉地艺术表达的融合是在传入泉州以前数百年就已经完成了的。
无独有偶，20世纪初泉州古城墙附近发掘出许多雕有天使、十字架图案的基督教石刻，消息传到西方引起了很大轰动，甚至诞生了专门的术语—刺桐十字架。它们也是宋元遗物，那时泉州的基督教有两个教派：聂斯脱利派和方济各派，前者还有个更本土化的名字“景教”。因其分属东方教派和西方教派，出土石刻也有希腊风格和拉丁风格的区别。
△位于涂门街的清净寺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建筑形式仿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充满异域风情，是泉州海外交流的重要史迹。
见识过宋元泉州印度教神庙的你，在看到基督教时大概不会太意外吧。这些石刻大多保存在海交馆中，如果你亲眼见到肯定会感到震撼和不可思议的，因为它们确实太精美了，而且十分奇特。如果不告诉你那是基督教石刻，很难分清刻画的究竟是天使、飞天还是道教仙人。十字图案也是，它的下方往往有莲花底座，那明显是源自佛教的符号。
“剌桐十字架”虽然是以刺桐为名，但其形式也存在于新疆、内蒙古、西安、洛阳、北京、扬州等地出土的古基督教遗存中。与“飞天”的情况类似，考古报告表明，基督教对佛教飞天与莲花的吸收在唐代北方陆上丝路上就已完成。丝绸之路连接东西，并非只是点到点，而是区域网络与区域网络的勾连，当一种文化传播到长安、洛阳，它一定可以借由中华的交通网络继续扩散到末梢。在这一体系中，泉州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陆上丝绸之路影响所至最远端的终点。
△宋元时期来泉贸易的阿拉伯人有不少留在本地并繁衍至今，虽在外貌和风俗上与汉人有所差异，却是地道的本地人，著名的有陈埭丁氏、百崎郭氏、达埔蒲氏等。
海陆交会，使得城中外来文化的来源比想象中更为多样。“刺桐十字架”固然可以通过海上传播，但元代西北基督教信徒南下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晋冮的摩尼教遗址草庵也是如此，这个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祭团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的最大发现”，未必就是海上文化传播的直接结果。
泉州多元文化的形成并非只受到来自海洋的影响，“海丝”与“多元文化”其实是两个互有交叉的独立集合。泉州是同时作为内陆的边缘和海洋的前沿而存在的，在这两种身份的拉扯角力中，最终形成了泉州独特的文化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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