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富丽堂皇,冠绝天下,名闻中外。牡丹毛茛科芍药属的一种植物,素有“花中之王、国色天香”之名,始终为唐朝的文人士大夫以及广大百姓所喜爱。
1起源
牡丹是原产中国的世界名花,其应用历史悠久,是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花中之王。关于牡丹的记载,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牡丹一名鹿韭,一名鼠姑。味辛、寒,生于山谷,治寒热症、伤,中风、惊辟、安五脏,出巴郡。”另外东汉医学家张仲景《金匮要略》与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等关于牡丹的药方也可证明牡丹的药用价值。从历代文献记载中看出,牡丹最早以药用价值被载于药典古方,而后进入观赏栽培阶段,以其特有的色、香、姿、韵备受推崇,并衍生了大量的牡丹诗词歌赋。
2栽培
牡丹栽培历史超过千年,关于其栽培起源,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牡丹栽培约始于东晋。魏晋南北朝代,牡丹的观赏价值被重视起来,东晋时期顾恺之所绘《洛神赋图》中第一次画出牡丹。牡丹栽培历史较为漫长,以观赏为目的的牡丹直到唐代才出现。隋唐时期,牡丹品种众多,颜色丰富,芳香四溢,重瓣逐渐取代单瓣,关于牡丹的诗歌、绘画亦尤为多,其鼎盛状况后无来者。因此笔者认为牡丹源于自然、用之于人、始盛于唐,在唐代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而后一直为后世所赞颂、发展。
3国运与牡丹
历朝历代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达官贵人,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平民百姓,无不热爱、欣赏、崇敬牡丹。唐代牡丹的栽培与观赏进入历史上第一个鼎盛时期,涌现了大量以牡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同时唐代文学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唐诗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兴衰相平衡,反映当时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而牡丹文化与唐诗相协调统一,可按照唐诗发展(即国家状态)划分,分为四个时期:初唐(公元-)、盛唐(公元-)、中唐(公元-)、晚唐(公元-)。毫不夸张地说,牡丹见证了唐代的兴衰,牡丹文化贯穿整个唐代的发展。但崇尚牡丹之习,自初唐直至中唐、晚唐以及五代。
初唐时期：初唐牡丹乃隋之遗风。隋炀帝杨广爱好牡丹,唐韩偓《海山记》载:“隋帝辟地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箱牡丹。”将牡丹种植在隋西苑中,可见隋炀帝对牡丹是极为喜好的,为洛阳牡丹的盛行奠定基础。
唐代历代君王对牡丹都十分重视,而牡丹之名源于武则天与牡丹之间的传说。北宋高承《事物纪原·牡丹》云:“一说武后冬游后苑,花俱开,而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是为武则天下令百花齐放,唯独牡丹不开花而被贬洛阳,后被赦免的传奇故事。但事实上这些传说难逃迎合大众喜好的嫌疑,目的在于歌颂牡丹保持真我、不畏权势。清康熙年间曹寅主持修编的《全唐诗》中有《腊日宣诏幸上苑》诗序:“于是凌晨名花布苑,群臣咸服其异。后托术以移唐诈,此皆妖妄,不足信也。”百花开放自有时序,难以做到一时甚至一夜齐放。
初唐时期,牡丹还未为人们所熟知,栽培观赏仅仅局限于贵族等小群体,这点从盛唐前无唐诗描述牡丹可见。初唐百废待兴,与魏晋南北朝的隐世心态完全不同,开放的政策、向上的时代精神及平稳的经济发展与牡丹的内在品质联系密切,牡丹与此后的大唐盛世气象相吻合,其独到之处必然使其日后成为“花中之王”。
盛唐时期：继贞观之治、贞观遗风后,开元盛世续写唐代辉煌,优越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都是牡丹繁盛的必要条件。与武则天喜居洛阳不同,唐玄宗大多居住在长安,因而长安的牡丹开始兴盛起来。唐李肇《国史补》云:“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暮春,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唐舒舆《牡丹赋有序》云:“每暮春之月,遨游之士如狂焉。亦上国繁华之一事也。”从而形成“京国牡丹,日月寝盛”之况。
玄宗时期,牡丹在宫中主要种植在兴庆池沉香亭及光春亭、华清宫,甚至更广的地方。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云:“初有木芍药,植于沉香亭前。”然唯有权贵与著名的寺观才有牡丹的栽植。杨国忠因妹得宠而被恩赐几株牡丹,“植于家,国忠以百宝装饰栏,虽帝宫之内不可及也”;唐裴潾《裴给事宅白牡丹》云:“长安年少惜春残,争认慈恩紫牡丹。别有玉盘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此时只有慈恩寺记载曾有牡丹,其他寺观无从知晓,同样在《剧谈录》中也有慈恩寺“有殷红牡丹一窠,婆娑几级千朵”之说,可谓神乎其技。此外“牡丹价重”致使百姓并不能购买、栽培,再者长安有如赏梅、赏玉蕊花、赏菊等赏花活动,导致赏牡丹并不是唯一选择。
唐代最喜牡丹之权贵无出两人,一为武则天,二为杨贵妃,两者皆成牡丹之佳话。唐李浚《摭异记》云:“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李龟年持金花笺宣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三章。”而后“龟年捧辞进,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词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宝盏,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歌,意甚厚”以成盛唐盛会,绝唱千古。此时的牡丹栽种培育日渐发展,常见牡丹多为浅白、浅红等,紫色、殷红堪称名品。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云:“禁中呼木芍药为牡丹,得数木红、紫、浅红、通白者。”同时也出现专业培育牡丹的花匠,唐柳宗元《龙城录》云:“洛人宋单文,字仲孺。善吟诗,亦能中艺术。凡牡丹变易千种,红白斗色,人亦不能知其术。”“内人皆称为‘花师’,亦幻世之绝艺也”。
在日常生活中,牡丹已进入方方面面。唐周昉所绘《簪花仕女图》是为今仕女画传世孤本,描绘春日里几位贵妇赏花游园的场景,其中右起第一人头上便插牡丹花一枝,证明牡丹在宫廷中已广泛应用。唐代铜镜上出现牡丹纹样,甚至一些少数名族的服饰上都有寓意吉祥的“凤穿牡丹”的图案出现,牡丹纹样在西北地区的老城建筑中也较为常见。文人士大夫对牡丹趋之若鹜,不仅将食用牡丹作为一种既养生又保健的高级生活情趣,同时还创造出许多与牡丹文化相关的牡丹宴,令人叹为观止,相传武则天就有“天皇饼”之说。在朝服制度中,三品以上官员穿紫色袍服,四品五品穿红色袍服,六品七品则穿绿色袍服,九品为青色,到了白色为一般平民和小吏,因此白牡丹和绿牡丹的卑微之意由此而来。除此之外,在永泰公主与上官婉儿的墓葬中均出现牡丹,甚至有些男子墓葬中也出现牡丹,表达了对往生世界中亦需牡丹的美好愿望。
中唐时期：虽经安史之乱,但习牡丹之风愈加狂热,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关。安史之乱后,社会经济状况仍富裕,滋生享乐之风,或以为盛唐常在,“贵尚牡丹”。安史乱后,长安牡丹大量裁培种植,反而在此时牡丹达到顶峰,真正成为唐朝“国花”,引得贵族“猎奇”而百姓“尚奇”,可用三句诗来形容:“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竞夸天下无双艳,独占人间第一香”。
牡丹由皇家园林向其他类型的园林逐渐扩散,后来还传播至西南地区。牡丹与唐朝各个社会层面都密不可分,是封建王朝鼎盛时期所特有的文化景观。皇家园林中的牡丹之盛自不必多说,寺观园林中的牡丹也常令人为之惊奇。唐代重佛教而佛教重“香”“花”,花大、端庄以正佛之纯净庄严,因而牡丹自然在寺观中得到大量栽植。越来越多的寺观精心种植牡丹,常“花发千朵”形成远近闻名的景点,在《全唐诗》中也有18首在寺观中咏牡丹的诗有所体现,如唐元稹《与杨十二李三早入永寿寺看牡丹》云:“晓入白莲宫,琉璃花界净”、唐陈标《僧院牡丹》云:“琉璃地上开红艳,碧落天头散晓霞”等。此外西藏唐卡中也有很多牡丹纹饰,藏地高寒,并不产牡丹,这种纹饰的出现可能与吐蕃和唐的交往有关。
牡丹雍容华贵,迎合世人心态,在私家园林中竞相开放,实现着奢华与感伤的矛盾统一。私家园林大致分为两种:一为权贵,一为普通,权贵骄奢求牡丹而百姓多金购牡丹,所谓“万户千车看牡丹”,道出了那个时代的心声。白居易曾以白牡丹自比:“白花冷淡无人看,亦占芳名道牡丹。”时人尤喜深色花,权贵甚至不惜重金购买,往往“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私家庭院中出现许多名品,各具特色,如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云:“紫矿、轻粉、朱红,旦暮治其根。”而南方牡丹自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后始发,唐代范摅《云溪友议》云:“致仕尚书白舍人,初到钱塘,令访牡丹花,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师得之,始植于庭,栏门甚密,他处未之有也。”
然而唐王朝毕竟走在下坡路上,与鼎盛渐行渐远,一种现实的苍凉感与历史的落寞感渗入了有些偏执的中唐社会文化心态,表现出衰退时期社会文化的自闭性和保守性。宫廷与权贵时常举办牡丹花会以促娱乐、交流,民间赏玩亦有斗花的方式,但在此背后显现的并非盛唐气象,而是偏执的审美情趣与狭隘的审美视野所带来的思想固化,源于对盛唐的无限怀念。恰好牡丹是盛唐文化最有力的代表,人们便把期盼转移到牡丹上,继续他们的“盛唐梦”。
晚唐时期：晚唐时期自是多事之秋,内忧外患不断,社会经济日益衰退,早已磨灭雄心大志之人。此时,再无一星半点盛唐气象,长安牡丹必然日渐颓败,成为诗人咏叹命运的客体,如唐韩琮《牡丹》:“名移兰杜千年后,贵擅笙歌百醉中。如梦如仙忽零落,暮霞何处绿屏空。”唐徐夤《惜牡丹》:“今日狂风揭锦筵,预愁吹落夕阳天。”幸运的是,南方地区相对稳定,成为牡丹文化暂时的栖息之地。虽然诗人流露“此花南地之难种”的感慨,但按捺不住对牡丹的神往,仍极力推广南方牡丹的种植,甚至还形成了部分规模。经济萧条、社会动荡、危机四伏的时局下,晚唐牡丹凄丽、迷醉而哀伤,不禁令人泛起伤感的末世情怀和深沉的衰落感。
盛世成就名花,名花映照盛世,唐代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牡丹文化的巅峰。与唐代开放的国怀一样,牡丹在盛世显现雍容华贵,在乱世寄托人们的追怀,极具文化包容性,也因此引得人们竞相追逐,惶惶不可自拔。虽然牡丹最后由盛转衰,但在后世仍有人继续继承发展,延续着牡丹文化的发展,意欲重现盛世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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