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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昆先生虽年过八旬，仍没有停下学术研究的步履。（陈起拓摄）
人物简介
李玉昆，年生，泉州南安人，文博研究员。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年被分配到河南省洛阳龙门文物保护所工作。年调至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主要从事泉州海外交通史和地方史研究。主要著作有《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泉州民间信仰》《妈祖史迹研究》《泉州古代海外交通史》《李玉昆文史类稿》《耕海集》等。在《世界宗教研究》《国际汉学》《中国航海》《佛学研究》《海交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年李玉昆到斯里兰卡考察（李玉昆供图）
他为人谦恭，不争名于朝，不求利于市，甘心寂寞，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在当前的学术界，我不敢说他是代表多数人，但是，他不沽名钓誉，不显山露水，不把学术研究当敲门砖，这不能不说他是真正潜心于学术研究的代表之一。
——《妈祖史迹研究·序》许在全（已故）
李玉昆先生潜心学术研究（陈起拓摄）
1.看过您的简历，您出身于南安的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在农村读的小学，但初中便就读于城内的泉州二中（今培元中学），后在泉州高级中学（今泉州五中）读的高中，再后来通过高考考入北京大学，成了令人羡慕的国内顶级院校的才子。感觉就是一部寒门子弟崛起的奋斗史，在这过程中您一定吃了很多苦吧？能跟我们谈谈早年的学业历程吗？
李玉昆：我小学时是读了两个学校的，一至四年级在一所学校读，但它没有五、六年级，不得已只能转到另一所学校接着读。学校离家有两三里地，当时上学都是走路去的，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去上学。后来到泉州城内念初中、高中时，学校离家就更远了，足有20多里地，照样还得走路上学，风雨无阻。
我是在泉州二中（今培元中学）和泉州高级中学（今泉州五中）读完中学，虽然当时条件比较艰苦，但那也是一种磨炼，促使我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这对日后走上工作岗位是有好处的。
2.北京大学历史系是始于年京师大学堂设立的史学堂，是近代中国最早建立的史学教育科系。您年考入北京大学，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选择了历史系？
李玉昆：那时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我家是在农村（家境较为清贫），高中毕业以后我只想着到大学念两年（就能出来找工作）。年高考填报志愿还是分“省内”和“省外”来填的，我着重考虑的是省内院校，最想报考的是师范学院的政教系或者中文系，因为师范类高校只要读两年后就能毕业从事工作，这样一来就能减轻家里的负担。但造化弄人，省外的第一志愿我填报了北大历史系，结果竟真的被录取到了北大。当时的确没有什么选择历史系的想法，纯粹是赶巧蒙上了。接到北大录取通知书后，我父母都说：“要去上！”鼓励我上京就读。那我也只能听从。
北大历史系在当时应该说是全国比较知名的院系，很多有名的教授为我们讲课。讲通史的，讲专门史课的……都是一些有名的教授，比如翦伯赞当时是系主任，后来成为北大副校长；汪籛是搞隋唐史研究的，很有名，给我们开隋唐史课；开宋史课的邓广铭，亦是宋史研究的名家；明清史学由许大龄开教；还有名师商鸿逵，他知识非常渊博，给我们讲历史文选。系里一些当时的青年教师如吴宗国等，现在亦是知名教授。那几年，我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学习还算顺利。可是年5月，临近毕业时，突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届的毕业就一直被悬空着。直到年8月，终于等来工作上的分配。
在北大期间，应该说是打下了较为可靠的基础。个人觉得在大学里主要还是学一个门道，等到工作以后，才有机会通过真正的实践来检验我们的学习成果。
3.年，您被分配至河南省洛阳龙门文物保护所工作，具体从事哪方面的业务？河南是文物大省，洛阳是十三朝古都，在龙门文物保护所工作的这段经历，对您知识、经验方面的积累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这部书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刊发的？
李玉昆：我年（被分配）到洛阳龙门文物保护所（简称龙门文保所）工作时，当时所里才十几个人，工作、生活条件很艰苦。我在龙门长达12年，实际上是在那当个“牛郎”，因为老婆、孩子都在老家农村，形成两地分居的局面，一个人孤零零在那里。单位条件简陋，当时我们工作人员就住在“宾阳洞”外，该洞窟由三个洞（宾阳中洞、宾阳北洞、宾阳南洞）组成的，始凿于北魏时期。文物保护所在洞窟外搭了屋子，北边三间屋，南边也三间屋，中间留了个接待室。我就住在北边的屋子里，伴着古佛青灯度过很长一段日子，甚至可以说是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如今那些屋子早就被拆掉了，成了记忆的一部分。
在龙门时，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把龙门石窟两山造像的碑刻题记都给记录了下来。龙门石窟是中国石窟寺最大的摩崖古碑林，碑刻题记多达三四千块。刚到龙门文保所时，所里文献资料匮乏，全所仅有7部书，包括《洛阳县志》《金石萃编》等。还有一部书是日本人年出的，当时日本派人来龙门雇佣工匠为石窟拓片，仅在龙门待了7天，回去后便出了这部关于龙门石窟研究的书。所以此书纰漏百出，出现把洞窟张冠李戴、拓片收录不全等问题。文保所里还有一部《大藏经》的始撰本，这部经书原本是白马寺的，有同事把这部书借来了，成了所里的“珍宝”。总而言之，文保所当时的家底实在太薄了。
为完善龙门石窟资料，所里最初创建了一支工作组，决心要把龙门石窟两山造像碑刻题记搜集回来。工作组成员进行了分工，有负责拓片的，有负责记录的，还有拍照的，等等。但没过多久，由于各种原因，工作组解散了。只剩下我带着拓工，沿着伊河两岸，逐一搜集抄录石窟造像的碑刻题。年我调回泉州工作，但这项工作还没有收尾。后来我应邀又回了一趟龙门，花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将手头上所有的石窟资料整理好，并转交给了龙门文保所。年，日本的平凡社与中国文物出版社要合作出一套关于中国石窟的丛书，龙门石窟的内容也要出。当时龙门研究所的所长温玉成，致电给我，让我去首都北京参加丛书的策划工作。在首都，我们专门去北京大学拜访了宿白教授，他是考古界非常有名的专家，咨询他的建议。宿白教授提醒说现在是20世纪了，我们不能再走古人的老路了，专业的书籍要体现更多的知识点。他建议我们在龙门石窟两山的测绘图里，将每个洞窟的位置在哪一一标注出来，包括每个造像碑刻、题记属于哪个洞窟都要注明，让人能一目了然。在没有完成前期资料积累时，让我们不要急于出版。于是，该书的出版就先暂停了下来。后来，龙门文保所的下一任所长刘景龙，请郑州测绘学院将龙门石窟两山内所有的洞窟位置都给予测绘、编码，标注于图纸上。而后，刘所长打电话给我，让我再次前去参加龙门石窟书籍的编辑工作。当时我也提了一个要求称我在龙门石窟工作多年，把自己的心得整理成了一篇文章——《龙门石窟造像题记的史料价值》，这次出书能不能把我这篇文章也收录进去。刘所长满口答应了。于是我再次前往龙门，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将各个洞窟的造像碑刻题记按照洞窟的分布归类，再后来《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这部书由中国文物出版社知名专家黄文焜编辑，由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刊刻发行。通过这部书的出版我就发现，真正想要做好学问，搜集资料是很艰难的事，完善学问的过程更是充满艰辛。当时我们搜集的碑刻题记约方。这几年随着一些洞窟的重见天日，又发现不少新的碑刻题记，龙门石窟的研究仍在不断发展中。
李玉昆在龙门石窟的工作照（李玉昆供图）
陪同厦大历史系傅衣凌教授等专家在龙门石窟考察（李玉昆供图）
4.年，您调到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海交馆）工作。后来为了出版《泉州海外交通史迹调查资料》（内部刊物），您不辞辛劳走访了很多乡镇、村落，也采访了泉州地方几大望族，为研究泉州海外交通史积累了第一手资料。如今回忆，有记忆深刻的故事吗？
李玉昆：我刚调到泉州海交馆时，馆长是林文明。他虽然是工农干部，但十分敬业。他在担任馆长期间，组织海交馆工作人员进行泉州海外交通史迹调查，出版《泉州海外交通史迹调查资料》，一共出了九期。我参加了其中南安丰州史迹的调查。当时去丰州桃源，为了开展调查，我们借了当地人的房子住，吃饭则是在公社里头。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到九日山的调查，那时我们试着将山上所有的碑刻题记都抄录一遍。对于九日山祈风石刻到底有多少段，我们也进行了研究。之前有资料说是十三段，但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真正的祈风石刻仅有十段。另有三段不能算是祈风石刻，但确是市舶司官员到九日山游览后留下的。后来学术界也接受了我们这个观点。九日山祈风石刻在泉州海外交通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所以这个发现是很有意义的。后来，我还把自己在九日山上抄录下来的碑刻题记的文字，与前人发表过的进行了对比，从而发现某些错漏之处。我便把这些需要修订的地方整理出来，发表在了《泉州文史》上。我认为，海外交通史迹调查活动对于海外交通史迹研究是很有帮助的。这类实地考古调查，往往能让人们掌握第一手资料。
在丰州，除了九日山外，我们还调查了延福寺、昭惠庙、桃源宫、莲花峰、桃源村等，找到了很多具有研究价值的史迹。在金鸡桥等地，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迹。这些都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很有帮助。
当然，那时海交馆调查的专题不仅限于丰州一地了，还有东海一带的，还有关于外销瓷的，还有华侨史的，以及蒲寿庚这样的历史人物调查等。
5.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海交馆还曾组织全国天妃史迹调查，您也参与其中，最终还撰写、出版了《妈祖史迹研究》一书，能谈谈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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