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海外贸易的发展，福建的中外文化交流也不断拓展，这些交往和交流有力地丰富了福建文化的内涵。不过，由于福建依山临海的地理位置，致使福建对外文化交流以海上交通和交往为基本途径，这与西北地区的丝路文化交流大相径庭，形成独具特色的福建“海洋文化”特性。这些交流和交往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秦汉至南北朝时期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福建先民已“善于造舟”，船舶已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秦汉时期，造船技术进一步提升，年曾经在福州连江江浦口公社山堂大队发掘一艘西汉时代的独木舟，舟身长7.1米，前部宽1.1米，后部宽1.5米，残高达到0.82米。
造船技术的进步直接推动福建先民不断走向海洋，建立与东、西洋各地之间的联系。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O六载：“建初八年，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这里的交趾七郡包括越南境内的交趾、九真和日南，东冶就是今天的福州。三国时期，已经建立了大陆到台湾和日本的航线。例如，公元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潼洲”。
南朝时，中国与南海往来的国家，有林邑、扶南、诃罗陀国、诃罗单国、丹丹国、干陀利国（以上均在苏门答腊岛），婆皇国、婆达国、阁婆达国、槃盘国、狼牙修国（以上均在马来半岛），婆利国(今爪哇东部），天竺国、天竺迦毗国（以上在印度）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等15国。福建泉州是当时重要的进出通道。中日南道航线这一时期也已经开通，据《南史》记载：“扶桑与晋安通。”这里扶桑就是日本，晋安就是泉州。
（二）隋唐五代时期
唐五代时期，中国海外交往进一步发展，东起新罗，中经南洋群岛，南至南海诸国，西至阿拉伯地区，都有直接交往。泉州作为与交州、广州和扬州同等重要的贸易大港，也与这些地方建立了直接关系。年在泉州出土一方古体阿拉伯文墓碑，碑文云，“这是候赛因·本·穆罕默德·色拉退的坟墓，真主赐福他，亡于回历二十九年，三月”，回历二十九年即唐永徽元年（年），此碑说明唐贞观年间，已经有阿拉伯人居住在泉州。
据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记载，除了伊斯兰教石刻之外，泉州还发现多方基督教石刻、摩尼教石刻和印度教石刻。这些历史遗迹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泉州与各地之间的密切联系。
五代时期，先后治闽的王延彬、留从效和陈洪进，推行发展与海外各国贸易的政策，泉州海外交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南海的三佛齐人，都来此通商，推动了中国与东西洋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由于海外商贾、使节和僧侣在福建居留、定居，其许多风俗习惯融入福建社会，当时已经有“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的说法。
（三）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中国海外贸易进入了繁盛期，与我国通过海道发生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相当广泛。宋代与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不下五六十个；元代记载的更多，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且开始出现东、西洋划分以及大东洋、小东洋、大西洋、小西洋等地理概念。与福建发生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遍及高丽、日本、东南亚诸国乃至西亚、非洲诸国。
泉州作为当时国际性的贸易港口，在开拓东、西洋航线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据文献记载和研究，从泉州出发到东西洋各国有南海航路、西亚航路和东洋航路。南海航路，分北部、南部和东北部3个航区，北部航区，即今马来半岛以北，包括交趾、占城国、宾瞳龙国、真腊国、罗斛国等。
这条航路，以占城国为中心，船由泉州港起航，沿中国海岸西南航行，穿过琼州海峡后转南，经万里石塘（即中国东沙及中沙群岛）而至占城，顺风20余日可达。南部航区，包括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加里曼丹岛等地，而以位于苏门答腊岛东南部的三佛齐国（今巨港）为中心，船从泉州港起航，舟行顺利，月余可到。
东北部航区即今菲律宾群岛，宋代船由泉州港航往菲律宾，必先南航行至三佛齐后，转东北航至渤泥，约40日可达，再由渤泥东北航行，约30日才到达菲律宾。西亚航路，涉及马六甲海峡以西的孟加拉湾、波斯湾、大食（阿拉伯）亚丁湾等地区，船从泉州港出航，先至南海三佛齐后，转西航，出孟加拉湾东岸，再北航，沿印度半岛东岸南航，到注辇国，或到印度半岛西南岸的故临。
东洋航线涉及高丽、日本的航线，船由泉州沿东海北上，经明州至高丽、日本。这一时期，也是福建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最为频繁、影响最深远的时期。例如，居住在福建的阿拉伯商人将阿拉伯文化及其他域外文化传入福建的同时，也将福建文化传到阿拉伯及西方。
宋元时期的蒲寿庚就是侨居泉州的阿拉伯商人的典型代表，他曾经任职泉州提举市舶司使，任职期间与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直接贸易往来，不仅对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阿拉伯文化渗透到福建社会的各个阶层和领域，其中以伊斯兰教的影响最大。
宋元时期，仅泉州一地就建有六七所清真寺，寺庙的穹顶、甬道、寺门和窗牖都是11世纪左右阿拉伯寺院流行的样式。泉州开元寺中，神像、盘坐石雕、大殿屋顶的音乐之神、戒坛护坛神像等的艺术手法无不深受古代埃及、希腊和印度之影响。除中阿之间的文化交流，福建与欧洲、亚洲各国的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
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等著名的欧洲旅行家先后来到福建，《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马黎诺里游记》这些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名著都有大量篇幅描述福建的风土人情，有力地促进中欧之间的文化交流。福建与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的文化经济交流也日益密切。如福建的瓷器在日本非常受欢迎，对日本陶瓷技术影响显著。
南宋嘉定十六年（年），陶工加藤四郎特地来福建学习建盏的制作技术，回国后在瀚户地方建窑，烧制出一种称为“赖户烧”的黑釉瓷器，开启日本陶瓷技术的新纪元。福建画家所画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福建与朝鲜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东南亚的占城稻、木棉等海外作物以及波斯的摩尼教等宗教的传入，对福建经济文化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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