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斯兰文化陈列馆，王连茂讲起泉州海外交通史的故事时，如数家珍。（陈起拓摄）
人物简介
王连茂：生于年，泉州人，中共党员。年10月后，在泉州市政协文史委、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从事编辑、考古与研究工作。—年入厦门大学历史系进修。年4月任泉州市委统战部部长。年6月任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年评为文博研究馆员。年10月受聘为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泉州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海交史研究》与《泉州文史》副主编、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会副秘书长等职。曾被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法政大学冲绳文化研究所及国内多所大学聘为客座研究员。长期从事地方史、家族史、海交史、海外移民史和族谱资料与民间航海文献研究，多篇论文登载于国内外学术刊物或论文集。自撰或合作编纂过《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泉州·台湾张士箱家族文件汇编》《泉州名胜古迹》《中华海洋文化的缩影—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重返“光明之城”——泉州，一座闪烁着中古文明之光的东方都市》《刺桐杂识》等书。
□记者吴拏云/文（图片除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
年，王连茂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学。
熟悉王连茂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平生有两大爱好：品茶、做学问。他把茶品到很有学问，而品茶时谈天说地、海阔天空，最后的话题总是绕回他的学术研究中，两个爱好都做得那么投入、执著，结合得几近出神入化的境界。
——《刺桐杂识·序》陈志明
1.年对于您来说应该有着非凡的意义吧。在这一年里，高中毕业的您得到了进入泉州市政协文史委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的机会，算是真正进入到了文史圈。当初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王连茂：很难说是我的选择，更像是“绝望”中的一种抉择。我从小就梦想能读大学，成绩也一向优异。但年高考，我因出生于工商业者家庭，和其他一些成绩好而成分不好的同学都“落榜”了。当时只求有一份安身立命的职业足矣，不敢有其他奢望。于是，我和许多同学响应政府的号召，到泉州防洪堤参加义务劳动。随后有不少人陆续被分配到工商、银行和税务部门工作，我又因成分问题再次落选，无比沮丧。
有一天，在防洪堤偶然见到一位同学带了三本市政协出版的《泉州文史资料》。借来一看，全是一些地方耆老写的回忆文章，记述清末以来泉州发生的各种事件，均闻所未闻，非常有趣。我又从那位同学口中得知，市政协主持文史委工作的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吴藻汀先生。我喜出望外，即抱着一线希望登门求助。吴老师得知我的处境后，立即表示要推荐我到政协文史委当他的助手，让我万分激动。几天后，我果真接到通知，立即前去市政协报到。后来吴老师告诉我，王今生市长刚指示市政协、文管会和海交馆从高中毕业生中物色人选，要为他和吴文良、王洪涛、陈祖泽几位地方史学者配备助手，以培养文史接班人。我算是第一个，所以他的推荐很快便获得批准。年10月，我就这样进了市政协文史委，虽属于“编内临时工”，月薪只有20元，但甘之如饴，无比珍惜这份得之不易的工作。
我一入职，便直接参与《泉州文史资料》第4—8辑的编辑和校对工作，还分配去采访几个重要人物，记录他们的口述材料，然后整理成文章。晚上则大量阅读全国和省市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刊物，这样边工作、边学习，使我获得了许多知识和如何做口述史的方法方式。到年底，我已采访了近百个不同对象，记录下几十万字口述资料，整理发表的文章约十万字。这对于初入文史圈的我来说，的确意义重大。
年6月，王连茂（左）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论文报告。
年1月26日，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福建向台湾移民的历史模式》讲座的海报。
年12月1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讲座的海报
2.在政协文史委工作时，您曾从事口述史笔录工作，先后采访了叶青眼、陈仲瑾、李忠等一批颇有影响力的人物，在此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什么让您记忆深刻的事？
王连茂：我那时年轻，对文史资料划定的戊戌变法（年）至年这一时段的地方历史几乎毫无所知，有机会与爷爷辈的人物交谈，倾听他们的故事，才对近代泉州的地方社会有所了解。
说到采访经历中，印象最深的有这么两件事：
一是年上半年，我完成了对叶青眼、陈仲瑾这两位泉州近代史上“重量级”人物的口述史记录，并整理成叶先生的《安南永安抚记事》《“中华革命党福建之部”简述》，陈先生的《泉州市卫队的前期》3篇文章，分别刊登于《泉州文史资料》第4辑和第6辑。任务刚完成，吴老师又派我立即着手调查民国初以来，泉州古城被拆毁的过程及历任市政当局的作为，以填补地方史的空白。这是个时间长、涉及面广、相关的人与事又错综复杂的课题，不同于先前做过的单一对象的采访记录，面临的困难很多，但我跃跃欲试，先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走遍旧城各条街巷；又成功寻访到一些重要的当事人和知情者，并采集了当地居民的记忆资料，终于在半年内撰成《泉州拆城辟路与市政概况》一文，刊登于年《泉州文史资料》第8期，成了20世纪上半期泉州城市变迁史最重要的史料文章。我也从中得到了锻炼，对后来开展田野调查大有裨益。
二是年4月间，吴老师告诉我：二三十年代泉州著匪陈国辉的心腹李忠（土名李绑，安溪人）已刑满出狱，在泉州拉板车为生。这是了解与陈匪部相关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关键人物，要我务必找到此人进行采访，力求获取重要的史实。我四处寻访，终于找到李忠的住家，但万万没想到，任凭我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他就是一言不发。僵持了半个月，我见没辙，即改变方式，每天上门就给他读别人的口述文章，他虽依旧不开口，但听得很认真。又过了约3个月，有一天，我在读某人的文章时，他突然插话说：“他说的时间不对，那次我也去了，明明是……”李忠虽目不识丁，但记忆力惊人。在我的引导下，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所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并时常为回忆一个地名、人名或时间而彻夜不眠，连参与在闽西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罪恶也毫无隐瞒，并说一些罪行在服刑期间未曾交代。这是我从事口述史工作最成功的一例，也体会到做口述史工作，必须要有耐心，讲究方法方式，只有取得对方的充分信任，才能获得最真实的史料。我陆续记录下李忠的口述资料10多万字，并整理撰写了《闽西龙岩“剿”共的惨败》《十九路军处决陈国辉及陈部覆灭经过》两篇文章4万多字，年选登于《福建文史资料》第3辑。因为这是泉州文史稿件首次登上省级刊物，当时晋江专署专员张连和泉州市长王今生还先后打来电话祝贺。王市长还特地交代市政协：“王连茂应该给予表扬。”就这样，我被提升了5元工资，以资奖励。
王连茂先生著作
3.年至年，据说您在市文管会工作时，与陈泗东等泉州文史界前辈一道，积极地参与筹组泉州历史研究会，该会于年创立，这段经历能不能请您具体介绍一下？
王连茂：年2月，我到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年12月我接到调令，到市文管会工作。大家都铆着劲儿想干点实事。有一天，我跟文管会主任许谷芬、地方史专家陈泗东先生在一起谈论泉州文史研究工作的发展问题，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一块，认为应该创建一个专门研究泉州历史的学会。经请示市政协和市委宣传部，得到批准，即于年11月正式成立，全称是“泉州市泉州历史研究会”，许谷芬担任第一任会长，陈泗东任秘书长。我担任秘书，但很快就成了副秘书长，后来又出任副会长兼秘书长。考虑到之前文管会创办的《泉州文物》和市政协文史委出版的《泉州文史资料》均已停刊，征得两家同意，即合办《泉州文史》为研究会刊物，由陈泗东和我担任正、副主编，10年内共出版10期，影响很大。
研究会从一开始就明确规定自己的研究范畴是泉州的历史文化。像这种具体的城市史专门性研究组织，不仅是泉州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新事物，在当时全国的众多城市中亦属罕见。它曾为泉州地方史的不少研究领域开了先河。
年12月，在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的纪念会上，我做《十年回顾》报告，提出：“研究会所开展的一系列多层次、多视角、全方位的研究活动，从各个侧面揭示了泉州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独特形态及其价值。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些研究层面正在逐渐汇合成一个令人瞩目的总体，那就是‘泉州学’。”这样的提法虽然不臻成熟，尚缺乏学术意义的深度思考和严密逻辑，但因参会的中新社记者李建成所写的报道文章《泉州学正在悄然兴起》，刊登于香港《文汇报》上而引起了很大影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王连茂颁发铜质奖章。
4.在市文管会的经历，对您的学术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王连茂：到文管会工作以后，我开始由口述史转入地方史研究。年我的第一篇习作《明末泉州的地租剥削与“斗栳会”斗争》，发表于《泉州文物》第24期。没想到被来访的日本学者三木聪翻译成日文，刊登于日本北海道大学东洋史谈话会办的《史朋》第17号。这使我深受鼓舞，随后又写了《蒲寿庚屠杀南外宗子考》一文，年刊登于《泉州文史》第4期。这场关系到泉州港命运的宋元交替时的大屠杀，其发生的时间及被杀戮的南外宗子人数，各种文献记载不一。我的文章首次披露了《宋天源赵氏族谱》中的《南外宗孙由馥府君遗嘱》，为厘清这两个问题提供了重要证据，后来也被美国学者贾志扬的专著《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所采纳，还被评价为“对各种相关史料做了堪称典范的比较研究”。
这一阶段，我的最大收获是从各姓族谱中抄录了大量闽南人迁移台湾的记录资料，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年，由于庄为玑教授的帮助，我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进修两年。选修课中，陈碧笙教授的《台湾史专题》对我帮助最大，即撰写《从族谱资料看闽台关系》一文为结业论文，获评“优等”。该文后来被刊登于《中国史研究》年第1期。在进修期间，经庄老师提议，我着手编纂《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计35万字，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好评。据中新社报道，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陈高华认为，该书“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对于研究历史上闽台关系具有很高价值。”日本东京大学滨下武志教授认为：“这是一本十分新颖的书，像这样的专题性族谱资料的书很少见，在历史研究上很有参考价值。”台湾一位学者读过这本书后高兴地说：“这部书提供了研究台湾移民史和闽台关系史的第一手资料。”著名学者来新夏则撰文评价“它填补了文献整理工作的一项空白。”
年2月15日，王连茂（右一）在新建海交馆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项目协调员杜杜·迪安（左二）讲解。
5.年6月起，您出任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简称泉州海交馆，下同）馆长。在这之后的20年间，您甘于奉献，带领馆内工作人员一道奋斗，使泉州海交馆的海内外影响力不断增强。在这期间，您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努力？
王连茂：年4月，我出任泉州市（年地改市后为鲤城区）市委统战部部长，但无意于仕途，一直要求回归文化界。经组织上同意，即于年6月被调任泉州海交馆馆长，我深感荣幸。
但海交馆的现状又让我深感忧虑。它自年成立以来便蜗居于开元寺内，无法发展，所以我下定决心要彻底改变这一现状，便在上任伊始的全馆大会上提出“在开元寺外理想地段另择新址，力争五年内建造一个新海交馆”的宏伟目标。这是我的誓言，可是我无法预知，后来发生的一切会是那样的波澜起伏和充满戏剧性，最后竟成了一次国际性重大文化活动的组成部分。
市领导的大力支持，使我们充满激情，以最快的速度做好各项前期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四处奔走呼吁，想方设法募集资金，已争取到东湖边上50亩规划用地、国家旅游局先期资助的20万元和中央一部门下达的万元拨款计划，同时完成了建筑设计方案，并正式立项。正准备年下半年正式动工，不料遇上了全国雷厉风行清理基建项目，海交馆项目也不例外，连中央部门的拨款计划也被取消。这如同一盆冷水，将我们浇了个“透心凉”。建馆何日重启？看似遥遥无期。我只能默默祈求情况的变化。
年12月初，泉州市收到福建省人民出版社总编舒亭同志转来他的老上司、前驻阿曼大使袁鲁林同志的一封长信，说他刚应邀参加阿曼国庆节，该国民族文化遗产部大臣告诉他，—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实施多国参加的“丝绸之路研究计划”，重点是海上与陆上的考察活动。海上考察于年10月开始，考察团的各国专家学者会乘坐阿曼国王的万吨游轮，从意大利威尼斯出发至日本大阪结束，中国的考察点是广州。袁大使随口问道：“为什么不到泉州考察？那里有你们阿拉伯人古老的坟墓、清真寺和其他名胜古迹，还有很多阿拉伯人的后裔。”那位大臣很感兴趣，要他赶紧提供材料，说明年1月教科文组织要在他们首都开会，再次确认考察点，他愿意帮忙提出建议。原来，袁大使早年曾在福建省委宣传部任职，熟悉泉州的历史，又是个有心人。
我立即布置几位研究人员分头搜集资料，我则负责撰文，介绍泉州在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和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存。我们用了20天赶制出申报文本《为了“海上丝绸之路”考察计划的圆满成功——请注意：泉州应该是这项科学考察最重要、最理想的地方之一》。我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写道：“大量的历史事实提醒我们，考察‘海上丝绸之路’如果忽略了泉州，就像‘陆上丝绸之路’忽略了西安一样，将是很不全面的，甚至是很逊色的。本文之目的，即在于提请考察计划的制订者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文后附上各国有关泉州的研究与各种考古发现的大量新闻报道影印件，并立即送交袁大使及中国教科文全委会。福建社科院学者陈达生刚好要出访法国，又委托他将文本送到巴黎教科文总部。年1月在阿曼首都召开的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增加泉州为考察点，获得会议通过，并决定考察活动的所有内容都集中在泉州进行，时间是年2月14日至19日，前后6天。广州的考察时间改为2天。
消息传来，市政府立即紧锣密鼓地进行筹备工作。我也抓住时机，在省市两级筹备工作会议上多次呼吁，必须马上动工兴建新海交馆，它不仅是泉州考察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也关系到国家的声誉。这一提议得到了省市领导的支持，并向国务院申请项目解冻。年元旦，新海交馆终于破土动工了。
然而，海交馆不仅要负责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联合举办的“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工作，组织最高水平的中国学者团队，在会前编印论文集；还要在一年又两个月内筹足资金，确保新馆顺利建成，同时完成新馆的展陈，万分艰难。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海交馆人都豁出命来，夜以继日地做好所承担的任务，精神十分感人。我特别要感谢郭育生同志，他不仅日夜蹲在工地，解决许多难题，还要跟我跑北京争取资金，并从国家计委额外争取到50万元资助。最终，经过奋战，年2月新海交馆大楼竣工，并提前5天举行预展。
年2月14日是除夕，当天下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团乘坐的万吨游轮抵达泉州后渚港，欢迎场面十分热闹动人。2月15日上午，泉州海交馆举行开馆典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中央、省、市各级领导和来自3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为新馆落成剪彩。新海交馆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内容丰富多彩的展陈，赢得了国内外专家和观众的好评。
在华侨大学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也非常成功，中国学者展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我代表东道主所做的主题报告《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概述》也受到好评。让与会者惊叹不已的事，是大家进入会场时，发现每个座位都摆着一本论文集，有64万字，他们简直不敢置信。因为考察沿途举行的18个国际研讨会，唯独泉州在开会时就已出版了论文集，难怪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项目协调员杜杜·迪安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激动地说：“这次研讨会将成为教科文组织这项意义深远的活动的一座智力同时也是伦理的里程碑。”
6天的各项考察活动，高潮迭起，成果累累，被称为考察全程的最高峰。2月18日晚上，在市政府的欢送宴会上，教科文组织为华侨大学副校长庄善裕和我颁发了铜质奖章。19日考察船离开泉州。
之后，中方研究机构又先后两次同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都在海交馆举行。一次是年2月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由福建社科院负责筹办。一次是年12月的“中国与东南亚”国际学术研讨会，由海交馆负责筹办。泉州也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丝绸之路研究计划”的10年间，唯一与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过3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城市，影响很大。
泉州伊斯兰文化陈列馆奠基仪式上，迪安博士和其他嘉宾为菠萝蜜培土。
6.年，泉州海交馆的“中国舟船世界”陈列馆开馆，“伊斯兰文化陈列馆”举行奠基仪式（年建成），可以说掀起了海交馆建设的又一个高潮。这两个馆是在一种什么样背景下开始建设的，能简单描述一下吗？
王连茂：—年的确是泉州海交馆新的建设高潮。海交馆建成了“中国舟船世界”陈列馆（即船模馆）和“泉州伊斯兰文化陈列馆”，都具有重大意义。
古代中国的造船技术曾领先于世界10多个世纪，并为人类舟船文明的发展贡献了许多重大发明。所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便一直呼吁，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船模馆，才能彰显中华民族光辉的造船历史和伟大成就。海交馆作为展示航海交通历史的专门性博物馆，更要为实现这一宏愿而努力。
为此，我特地将集美航海学院退休副教授陈延杭请过来主持这项工作，先拟定一份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种船型的制作计划，并于年5月在海交馆成立“中国古船模型研制中心”，聘请全国各地长期从事古船研究和船模制作的老一辈专家，以及优秀的造船师傅为客座研究员。由陈延杭当中心主任，大连海运大学著名教授杨熹为专家组组长。我们随即召开研制中心第一次会议，让各位客座研究员认领自己熟悉的项目，着手进行科学复原工作。到了年，已经研制成功多种船模。期间还召开过两次鉴定会，对每艘船模进行严格的科学鉴定。
此时，大家都迫切希望海交馆能建造一个大型的船模陈列馆，以展示这些科研成果。展厅改造与陈列所需经费万元很快落实，海交馆的船模陈列馆（后定名为“中国舟船世界”）也于年2月正式动工，7月18日对外开放，同时举行“泉州伊斯兰文化陈列馆”奠基仪式，几乎所有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驻华大使都应邀出席。
2年2月，伊斯兰文化陈列馆正式动工。年2月，陈列馆竣工，又有10多位大使出席了落成典礼。8年11月，海交馆完成了“阿拉伯—波斯人在泉州”的专题陈列并对外开放。以上新闻，许多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媒体都做了报道，影响很大。
年11月，视察新海交馆规划用地。
7.担任海交馆馆长和退休以后这30多年间，您多次到海外以及我国港、台等地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或做专题学术讲座，能请您谈谈这些研讨会和学术讲座的情况吗？
王连茂：当时我们经费很紧张，每次应邀到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以及香港特区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或做学术讲座，都是对方提供一切费用。我参加过的研讨会或做过的学术讲座，记得的大概有这么一些：
年1月，参加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与社会科学研究会在美国加州联合主办的“中国家族人口学讨论会”，做《明清时期闽南两个家族的人口移动》论文报告。会后又受邀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南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人类学系分别做有关闽南海外移民史问题的讲座；年9月，参加在日本浦添市举办的“浦添市·泉州市友好都市缔结纪念学术·文化讨论会”，做《泉州与琉球——有关两地关系史若干问题的调查考证》论文报告；年4月，参加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亚太区地方文献国际研讨会”，做《略论闽南族谱中移民资料的文献价值及其分类研究》论文报告；年12月，参加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等主办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展暨学术报告会”，做《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报告；年参加日本东京国立文化研究所举办的“《目连戏》中日共同研究会”，做《16—18世纪泉州与日本交流史简述》论文报告；年6月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召开的“传统与变迁：华南的性别认同和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做《明清以来闽南海外移民家庭结构浅析：以族谱资料为例》论文报告；年9月25日，受日本神户华侨华人研究会邀请，在神户中华总商会做《闽南族谱与海外移民研究》讲座；年12月8日，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做《传统的复兴与再造：来自闽南海边的故事》讲座；5年1月22日，应邀在日本东京外语大学再次做《闽南族谱与海外移民研究》讲座；5年1月29日，应大阪千里文化财团邀请，在“民博”为“博物馆之友”做《安溪铁观音趣谈》讲座，并表演闽南茶艺；7年11月参加在马来西亚滨城举办的“第10届中华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做《泉州的传统祭品与象征及其现代变迁》论文报告；9年10月23日参加在金门举办的“闽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做《传统的回归与变迁：闽南文化的当代思考》论文报告；9年10月29日、11月1日，应新加坡惠安公会之邀，做《追寻祖先的足迹——泉州人从哪里来》《泉州人口中的古早话》两场讲座；年9月19日，应邀在韩国国立木浦大学校岛屿文化研究所，做《10—14世纪泉州城市的国际化与侨民社会》讲座；年8月，参加伊朗德黑兰大学举办的“波斯湾国际文明交流”学术研讨会，做《泉州与伊朗》论文报告；年11月，参加世界海外华人学会在日本长崎大学召开的年会，并应邀做《泉州音乐与戏曲在海外的传播及移民的角色》主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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