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很大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现在有一种偏见：提及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其实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早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为主干三教九流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
自公元年安世高东来译经起，至公元年朱熹、陆象山鹅湖之会（前者标志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一一一佛学的开始；后者标志又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一一理学之创立），这一千余年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灿烂辉煌时期，也是中外学者盛称的魏晋六朝隋唐文化。恰恰在这一时期，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主流的却是佛学。其时期之长，声势之大，影响之广，都远非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所能比拟。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都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称誉佛教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教人类联系起来。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哲学提出了的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
佛教给予中国文学的影响，非常广泛；僧徒和文士的交往，更是史不絶书，王维、苏轼等堪称典范。
魏晋以后，佛经翻译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及遣词用句方法。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瑰丽的文学作品，文笔的空灵，辞藻的美妙，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片新园地。
马鸣的《佛本行赞》，以余句余言叙述佛陀一生故事，树立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应该说，是《法华》丶《维摩》、《百喻》诸经启迪了晋唐小说的创作。有人研究认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就是印度史诗《拉马耶那》中贡哈奴曼的转化。我读过它，感觉有点道理。
古代诗人和禅僧的长期接触，互相影响，在扩大和提高古典诗歌的题材、境界以及语言、格调方面，都显示出新的面貌，使诗歌的意境于山水、田园之外，推向“理趣”、“哲理”的新境界。
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不少诗歌显然都受到了《般若》和禅宗思想的影响。苏轼与佛印交往的有趣故事，我们也都看到不少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这首极富禅意的诗作《和子由渑池怀旧》，想必很多人都十分钟情欣赏而深有同感。
语言作为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也受到了佛教许多影响。由于翻译佛典而不断输入汉语言大量的新词汇、新语法，扩大了汉语语汇，并促进语法变化。丁福保是近代佛学著述编印的大家，其编著的《佛学大词典》和《日本佛学大词典》中，外来语和专用词多达余条。留传至今的禅宗语录保存了大量的鲜活语言，为人们喜闻乐见，并且普遍运用，既有智慧又显洒脱，堪为文字学上一大丰富遗产。
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也都来自佛教语汇。
伴随佛教俱来的还有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的传习。唐代高僧一行创《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对天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
对印刷术而言，佛教的刻经促进了我国印刷术的发展，至今被保存下来的世界上最古的版刻印本，几乎都是佛教典籍。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我们旅游各地，观赏古代建筑，所看到保存最多的便是寺庙寺塔。现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构建筑，应县大木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点突出的标志。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举世闻名。它们吸取了键陀罗和古印度的许多特点，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象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絵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从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传播大有关联。
至于音乐方面，公元二世纪，中国已有梵吹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一部分保存在一些佛教寺庙中。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各个领域里，佛教都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给予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注入了新的成分。因此，有志研究中国文化史者，必然离不开对佛教文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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