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海交馆外景
19世纪，欧洲学术界发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Zaitum”来历的辩论。这场辩论影响至深，也使泉州这个沉寂已久的宋元大港，成为学者们竞相探究的“神秘之城”。为妥善保护、管理好城市内与海外交通有关的文化遗存、文物瑰宝，泉州顺势而为，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为国际海外交通史辟出一片新天地的同时，也将泉州辉煌、斑斓的文化历史，以更新颖的姿态，展现于世人面前。
□记者吴拏云（本版图片由泉州海交馆成冬冬提供）
馆内珍藏大量独特的宗教石刻
波澜壮阔的海交历史
“只有文化活着，民族才能活着”。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泉州，傲立于中国东南沿海的一座古城，以其令人心旌摇曳的历史文化，征服过多少古今中外学者、旅行家、宗教人士，甚至王公贵族、外交使臣的心。梁朝时，高僧拘那罗陀曾于此潜居翻经；元时，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曾在此穿街走巷，一睹繁华盛景；明时，锡兰王子世利巴交喇惹在此地购业置产，定居繁衍；更不用提现代的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现任国际良知遗址联盟主席迪安博士，数度考察访问泉州，眷恋难舍。滨海而居的泉州先民，糅合了古越人的骁勇灵动和中原人的睿智剽悍，在漫漫历史长流之中，凭借着勇于闯荡江海的胆识气魄、富于开拓进取的长远眼光、善于和平协作的气度襟怀，将泉州一步步打造成物产极为丰富、文化积淀深厚、海洋贸易异常繁荣、海外交流源源不断的一座东南名城。
泉州港是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成形。8世纪初，当泉州行政中心从南安县丰州东移到离出海口更近的晋江下游，并建了一座方形小城，已经暗示着这里的社会经济正迅速发展，而且更多地依赖于港口贸易。唐代中晚期，当被称为“番客”的穆斯林商人从南海纷至沓来时，标志着泉州开始迈入国际贸易港之林。五代时期，泉州的统治者留从效将唐城扩大了将近七倍，使城市格局更利于发展商业，与此同时，他还下令沿城环植刺桐树，“刺桐”一名遂成为泉州的别称。
宋代谢履《泉南歌》曰：“泉州山多田地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宋元时期，泉州更加锐志发展海丝贸易，不仅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而且还成为世界顶级的商港。在泉州港口，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用异国的丁香、豆蔻、胡椒、檀香、宝石等，交换着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纸、药物和手工制品，等等。中国的特产，在这里成了竞相追逐的“热销品”；中国的文化，也在这里迈向世界、影响世界。元代吴澄曾描写道：“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运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13世纪和14世纪在泉州写的两本公认为最重要的海交文献——《诸蕃志》和《岛夷志略》，则详细记录了以泉州为起点一直到遥远的东非与北非地中海岸，由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所构成的海上贸易网络。以泉州海商为代表的闽商的雄厚资本力量，已足以左右南海贸易的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泉州对外海上贸易文明的迅猛发展，使它在宋元时期一跃而成“梯航万国”的“东方第一大港”。不能不说这是中外交通史上非常值得注意的典型现象。
到了明清时期，泉州的国际影响力虽有所下降，但仍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一个重要窗口。特别是明末清初，以郑芝龙为首的海商集团一度控制东南沿海，成为引领海上贸易的一股重要力量。明代以降，大量闽南百姓迫于生计，冒着风涛，漂洋过海做生意甚至移民异域。他们不仅将本土的货物输送到海外，也将中华传统文化播撒至天涯海角。早期海外移民的华侨也被称为“番客”，他们中不少人在侨居地与祖居地之间做起通商生意，凭着他们的吃苦耐劳与拼搏，搭建起了一条条贯穿东西的从事国际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番客”们虽寄寓他乡，但对闽南故土的眷恋与顾盼始终不变，他们绝大部分都选择在晚年返回故园，叶落归根，并盖起一幢幢“番仔楼”，一解多年来的乡思之苦、黍离之情。泉州番客文化，有着蓝色海洋的印迹，也是泉州海丝文化的有力注脚。
长久以来，泉州人爱拼敢赢，形成了明人王世懋《闽部疏》中“以航海为恒产”的价值观。可以说，海洋文明造就了泉州，而泉州也没有辜负那片蔚蓝的海。这座城市吞吐着海雨山风，珍藏着雅乐清音，又一路扬帆海洋，开辟出一条条波澜壮阔的对外贸易之路，写就一个个与海搏击的壮丽故事。
“阿拉伯—波斯人在泉州”陈列馆
应运而生的特殊博物馆
历经千年的发展，泉州拥有大量与中古时期海外交通有关的文化遗存、文物瑰宝，如清净寺、灵山圣墓、草庵摩尼教寺遗址、伊斯兰教石刻、印度教寺石构件和精美浮雕，以及带十字架的基督教石刻等，其数量之繁、种类之多和价值之高，超乎想象。这些文化遗存、文物瑰宝一经介绍，便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巨大轰动。
泉州古称刺桐城。19世纪，欧洲学术界还就历史上出现的“Zaitum”地名的来历，展开大规模的、旷日持久的辩论，最终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Zaitum”正是“刺桐”的音译名，即指泉州。这场辩论也催生了大量对于泉州的研究著作，其中就有20世纪初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张星烺的《泉州访古记》、德国学者艾克的《刺桐双塔》，以及20世纪50年代泉州本地学者吴文良的《泉州宗教石刻》。在引发全球学者研究热潮的同时，泉州也迫切需要建立一座特殊的博物馆，来妥善保护、保管这座城市内与海外交通有关的文化遗存、文物瑰宝，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以下简称泉州海交馆）由是应运而生。
据泉州海交馆馆长丁毓玲介绍，泉州海交馆成立于年7月15日。它的成立，填补了中国海交史博物馆的空白，标志着中国数千年光辉灿烂的航海交通历史，已经作为一个重要而又崭新的门类，进入博物馆这个文化殿堂。
泉州海交馆名誉馆长、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王连茂回忆称，建馆之初，泉州“海交馆”曾面临过馆舍匮乏的窘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得不借用泉州开元寺的场所来做展厅，以此举办一些小型的临时性陈列。尽管这些展览因设备落后、场所窄小和展品欠丰，而显得简陋单薄，但不可否认，这些展览以其主题的爱国性、民族性和地方性，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和好评，发挥了良好的宣传、教育作用。年，一件突发的重大考古事件扭转了这一局面——一艘沉睡了数个世纪的宋代海船在刺桐港被成功发掘，伴随古沉船出土的还有大量价值不菲的文物。这一事件震惊海内外，被视为当年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这一残长24.2米、残宽9.15米的庞然大物令世人清醒地意识到，泉州是个历史文物的宝库，加强文物保护管理的工作刻不容缓。年10月1日，一座建筑面积达平方米的古船陈列馆终于落成，并正式对外开放。
年下半年，海交馆开始了新的飞跃。时任馆长的王连茂带领全馆人员同心协力为建设新海交馆而努力拼搏，他们不仅成功地争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泉州列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察点，而且，在中央和省、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于年2月完成了新海交馆一期工程的建设，从而为考察活动的圆满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海交馆新一轮的创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成的新馆坐落于风景优美的东湖之畔，新馆主楼宛如一艘远航归来停靠港湾的双桅帆船。如今，该馆辟有“泉州古船陈列馆”“泉州与古代海外交通史陈列馆”“泉州宗教石刻陈列馆”“中国舟船世界”“阿拉伯—波斯人在泉州”“刺桐——古泉州的故事”等固定陈列，及两个预约开放展览——“庄亨岱藏品馆”“泉州海交民俗文化陈列馆”。在这些陈列馆中，泉州的千载风华如重生般铺陈于游客的面前，时刻提醒着人们刺桐港曾有过的辉煌岁月。
“中国舟船世界”陈列馆
推动海交史研究蓬勃发展
在泉州海交馆副馆长郭育生的办公抽屉里，躺着一本封皮泛黄的工作笔记，里面记载着新海交馆主体建筑每一根冲孔灌注桩的具体位置，以及它们开孔时间、灌注时间，甚至还为每一根桩进行了详细的编号。可以说，建筑的每一根地桩都凝聚着海交馆工作人员的心血，每一根地桩都是撑起海交馆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郭育生表示，撑起泉州海交馆的不光是这些钢筋水泥，更有一代又一代海交馆人的辛勤付出与执著追求。老一辈如彭德清、吴文良、庄为玑、许谷芬、陈泗东、林文明、张立等人，都对泉州海交馆的创建与发展，贡献颇大。特别是吴文良，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开始在泉州从事各种外来宗教石刻的抢救、搜集和研究，并于上世纪50年代将收藏的大批珍贵石刻捐献给泉州市政府和厦门大学，从而奠定了泉州海交馆成立的基础。
年，泉州湾后渚港发掘出残体庞大的宋代沉船，5年之后，在海交馆举办的“泉州湾古船科学讨论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了全国性学会——“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从这年开始，由研究会与海交馆联合出版的学术期刊即定名为《海交史研究》，这份期刊汇集了该领域大量的研究成果，因而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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