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今天带大家畅游历史的海洋，探索过往的事件奥妙噢！隋唐时期，中国海运事业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中国船队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诸国，再进入印度洋，到达波斯湾，一直远达非洲东岸。这条海路沟通了亚非两大洲的联系，促进了彼此间的友好交往和贸易往来。这条航线全长1.4万公里（现缩短为1万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一条航线，唐人称之为“广州通海夷道”，后收入《唐书·地理志》中。唐中后期，随着西南吐蕃的强大和侵扰，以及中亚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和东征，沟通中西贸易的陆上丝绸之路被阻塞，西北丝路贸易往来日趋衰落，逐渐被海上丝绸之路所取代。其次，唐代中国造船业有了新的发展，所造船舶不仅载重量大大提高，而且坚性增强，适宜远洋航行，以致一些外商也搭乘中国商船往来贸易。
与此相伴是，唐代人们对季风、潮汐规律的掌握和对海洋地貌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提高的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使海上航行的风险性大大降低，从而为中国人利用海上运输方式开展对外贸易提供了可能。再者，唐代中国瓷器制造业有显著发展，且中国瓷器一经出口即受到海外各国人民的欢迎，从而成为中国一项新的出口品种。海上运输与陆上运输相比，具有行驶平稳、载重量大等优势，因而对于瓷器出口贸易而言，前者比后者更为适宜。又加上随着唐代经济的发展，对境外香料的需求不断增加，所需香料产地则主要集中于南海各国及大食等海路交通发达的国家这都有赖于海上交通贸易，故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陶瓷之路和香料之路。“广州通海夷道”的畅通更是得益于广州港口航道具有水位深、流量大、不淤浅以及盛行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等优良自然条件。
这样利用季风风力，可一年往返一次，随风顺流，给广州滨海城市的兴盛和开发以得天独厚的恩惠，当时广州便有“雄蕃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的赞誉据唐代著名地理学家、贞元时宰相贾耽（-）所著《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和《皇华四达记》等记载，唐代与四邻国家交通者有七条路线，包括陆路五条和海路二条，但主要依赖于南海航线。唐代宗宝应元年（年），唐代著名学者杜佑的族子杜环在留居阿拉伯国家11年后，于北非摩邻国（约摩洛哥一带）乘中国商船回到广州走的正是此海道，即贾耽《皇华四达记》所记述的“广州通海夷道”: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
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到诃陵国，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祗国，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个罗国，个罗西则哥谷罗国。又从葛葛僧祗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耒国，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狖国。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狄国。其国有弥兰太河，一曰新头河，自北渤昆国来，西流至提狖国北，入于海。
又自提狖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乃大食国之弗利刺河，南入于海。小舟溯流，二日至末罗国，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自婆罗门南境，从没耒国至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当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謌磨难国。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东岸路合。上述史料统计，“广州通海夷道”所经的国家和地区达30多个。其从广州经南海出发，通过印度洋航线，抵达印度洋沿岸诸国。
而直达波斯湾，是连接中国和亚非各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又是继汉代以来延伸了的海上丝绸之路。而且这一航道的西极，不仅是波斯湾，也遥指红海和东非；东行航线还通往日本、关史料的不完全统计，有唐一代，来广州贸易的亚、非、欧国家和地区琉球以至朝鲜约40个，其中绝大多数是经广州进入中国内地的。唐玄宗天宝九年，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受阻，从海南岛北归，途经广州时，见到“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聚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食）国、骨唐国、白蛮（可能指欧洲人）、赤蛮（指阿拉伯人）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唐代宗大历四年（年，来广州的外国商船“乃四千余舵”；唐德宗时“日十余艘，载皆犀、象、珠玑，与商贾杂出于境”。
阿伯尔肥达（AbulfedaHanfu（即广州）为中国最大之商港，富于水果、菜蔬、小麦、大麦、米及甘蔗诸物。”唐代和以后的南汉以高度开放的气魄，打开国门，发展海上贸易，不但确立了广东在全国贸易中心的地位，而且带来了海洋文化繁荣。唐代不少外国高大德来华者，循海路的多在广州上岸，再转往内地如武后时印度高僧极量、玄宗时天竺密宗大师金刚智等，都来广州弘扬佛法、译经。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年）潮州建立开元寺，有朝鲜僧人前来礼佛，说明广东与东北亚地区已开始佛教交流。中国僧人也经南海西行求法，远至印度，梁启超先生称之为“留学运动”，其中学有所成者有义净、慧超、不空等，皆名垂佛教史册。海外文化，除佛教、伊斯兰教以外，科技和医药文化也以广东为窗口和桥梁传入。
唐代广州既为我国最大的对外交通和贸易港市，广州当能造大船。但我国史书对此记载甚少，唯据唐宣宗大中五年（85年）曾东游我国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ulayman）记载，当时中国商船很大，能抵抗巨大风浪，但逢较浅的海峡或内海比较难进。日本人桑原骘藏在《蒲寿庚考》一书中也认为唐代广东能造大船。这种海舶即航行于“广州通海夷道”上。唐代阿拉伯国家用桄榔纤维缝合木船技术在沿海传播。广东到处有这种植物，“广人采之，以织巾子。其须尤宜咸水浸渍，即粗胀而韧。故人以此缚舶，不用钉线”据研究，这种不用钉的造船工艺源于阿拉伯人。又通过外贸，大批“海药”贩到广州，有些移种成力，为“南药”增加不少品种。属水果类传入的即有菠萝蜜、油橄榄、底称实（无花果的一种）等。
这些海外新品种对扩大土地利用、改变人们饮食结构一种“补骨脂”药材来自外舶作用匪浅。有骨、补心血、延年益气等功效，因曾治愈岭南节度观察使郑絪痼疾而名噪一时。、强筋，后广种于广南，具驱风湿此外，还传入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历法、音乐、美术、舞蹈、鱼盐、服饰、饮食以及其他风俗等，如当时和后世广州使用香药、斗鸡、蓄养黑奴和蛮婢等风俗即来源于这个外商群体。这样，海上丝绸之路和大庾岭道相互对接和沟通，有效地发挥中外文化交流功能，广州及沿线城市的文化风格变得更为多元、开放和包容，成为岭南文化最大的一个特质。文章到这就告一段落了，大家如果喜欢小编的文章请转发并评论哦！感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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