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下午，笔者在深圳专访了深圳望野博物馆阎焰馆长，起因是他于6月5日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所做的一场题为《“龙津石塔”再发现——深圳历史文化的重要遗存》的讲座，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心，带着对讲座内容的意犹未尽，笔者又和阎馆长当面进行了交流。
6月11日，我们在深圳沙井长大的“土著”陈建波先生带领下，来到位于深圳沙井沙四老村的河涌边，亲眼目睹了“其貌不扬”的“龙津石塔”：塔身的长宽仅有0.44米，高为0.6米。塔身上有浮雕半身佛像，还有已经模糊不清的真言咒语。我们也像许多深圳人一样，之前并没有来过这里，便在石塔前拍照留念，发给朋友圈，朋友问：龙津石塔呢？当时哑然了……据陈建波先生介绍，当地的人们管它叫“花塔公”。
龙津石塔据传说是古代人用于镇水的风水塔。整个塔并不高大，目前看是单层方形塔身，下为方形竹节角柱须弥座，上为攒尖塔顶。塔身正面为浮雕半身佛像，两侧镌刻双手合十、仗剑形象以及佛经咒语。阎焰考证，一则“合掌手”下有阴刻楷书四行十字真言：“唵，尾萨啰，尾萨啰，吽泮吒。另一则“宝剑手”下刻阴文四行十六字真言为：“唵，帝势帝惹，覩尾儜覩提婆驮野，吽泮吒。”背面刻有“嘉定庚辰吉夏立石”的字样（极其模糊）。此信息，证明该塔建于南宋嘉定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年，距今年历史，是深圳现存年代最早的地面建筑。
“龙津石塔”绝不是“孤例”
在阎馆长书籍堆积如山的博物馆办公室，他向笔者介绍，研究历史文物已经有30多年了，来深圳定居也有20多年，对深圳的历史文物也是厚爱有加。去年夏天应邀出席宝安一个文化活动，偶然之间，看到一张“龙津石塔”的拓片，拓片图像让他眼前一亮，仿佛八百年前的“龙津石塔”，向他款款走来。回到博物馆后，又因其他学术课题，偶然再次核对到其他“龙津石塔”相关材料。专家鉴定的结论是一件“孤例”石塔，这也是年被认定为广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要依据之一。这个“孤例”的表述令其生疑。去年下半年，他多次到沙井的“龙津石塔”现场考察后有了重大发现，尤其是石塔顶部平面残留有四个（缺残一个）方石孔和L形石槽，这让阎馆长激动不已，他由此推测，这些位置原本应是有类似“山花蕉叶”安装位置的存在和印记。他就塔体顶部结构细节状况重新判定，“龙津石塔”并非是全国唯一的“混”檐方形石塔，同时也并非简单的“宝塔镇河妖”信仰的产物。而是同福建、浙江乃至中原、西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宝箧印塔及阿育王塔演化而来的石塔。若如此，这座默默伫立在沙井民房包围中，八百年前的“龙津石塔”极有可能同江浙一带流行的“阿育王塔”样式钱越“宝箧印塔”及福建地区的“宝箧印塔”变体有着重大关联和延续。此认知无疑是岭南地区宗教史研究的重大突破。
龙津石塔的“DNA”与宝箧印塔“一脉相承”
据清嘉庆《新安县志》记载：“龙津石塔：宋嘉定年间，盐大使建桥于沙井之东北。桥成之日，波涛汹涌，若有蛟龙奋跃之状，故立塔于上以镇之。”石塔为镇妖所修。是深圳现存年代最早的地面建筑物，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文物价值。塔顶做四坡水，檐子平而直，檐下做混檐，即古代建筑的防火檐。在南宋时代短短的一百五十年间，能在沙井建造方形石塔，是历史留给深圳的宝贵文物。据阎馆长介绍，阿育王塔与宝箧印塔都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塔顶端有四个凸起的叶状结构，被称为“山花蕉叶”，而带山花蕉叶、相轮、垂缨特征的雕刻，正是典型的阿育王塔造型样式。他深信，阿育王塔、宝箧印塔、龙津石塔应该是有统一的“遗传”密码和基因的，他笑言，如果可以进行“DNA”鉴定的话，它们之间一定会有99%的相似度。这类证据从图像学比排和实物勘察中相对较容易获取。他还说，文物考证，有时就像摸“盲盒”，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当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也就完成了我们研究者的使命。
保护“龙津石塔”刻不容缓
阎馆长透露，他撰写的关于《深圳宝安“龙津石塔”辨·兼论“宝箧印塔”——宝箧印塔（阿育王塔）在中国陆岸南缘的发现》的研究论文即将在国内的重要学术辑刊上公开发表。他说，他是搞文物基础研究的，他希望他的研究成果能为同行们提供新的信息和视角，更希望引起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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