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今天带大家畅游历史的海洋，探索过往的事件奥妙噢！人口迁徙，是“人的居住位置在空间的移动，是产生人口数量的地域差别的外部原因”。隋唐五代及北宋时期越州之所以成为东南沿海的人口大州，除了本地人口自然增长较快之外，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或定居下来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人口的移入和移出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但对不同地区而言，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在时空上的差异，人口的移入和移出也往往因地因时而异。越州因为在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方面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所以从总体上说，在隋唐至北宋的年间，具有人口移入多于移出的迁移特点。
隋代是越州人口激剧减少的时期。《隋书·地理志》载，大业五年（），越州（会稽郡）共户，按当时全国每户平均5.17人计算，为口，比南朝刘宋大明八年（）的户、口（《宋书》卷三十五《州郡一》）已经大为减少。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南朝以来，江南士族豪强大量占有土地，大批农民沦为“私属”，官府户籍不予录名，这种“挟藏户口，以为私附”而造成户籍不实的状况，在大业五年户口统计时没有根本扭转，这是隋代越州著籍户口偏少的根本原因；二是在隋平陈的战役和越州高智慧起兵反叛中人口伤亡，以及高智慧退守温州、闽中时带走的兵力，也是使越州人口锐减的重要原因。
与隋初情况不同，到隋的中后期，越州人口的减少之势出现逆转。一方面，在社会基本安宁的前提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逐步得到恢复；另一方面，外地人口的迁入开始出现新的动向被称为佛教三论宗创始人的吉藏，在隋定百越后，便东游会稽秦望，驻锡嘉祥寺15年，著书立说，讲法三论，听众常达千余。后来成为越州开元寺僧的昙一，“本南阳张氏，曾祖隋太常恒，始家会稽之山阴”。隋龙骧将军吕超，本东平（今山东）人，后因官居会稽山阴。会稽弘道寺慧持和尚，本汝南人，“隋末避难往越州，住弘道寺”。
其实隋末逃到越州的北方人，岂止是慧持之类的普通僧人，据说还有一些隋朝的宗室成员，也进入越州山区避难，终老于此后人还在越州新昌山区建有“保应庙”，宋代诗人董太初《保应庙》诗云：“庙入空山八百年，衣冠犹是李唐前。汴河十里垂杨柳，何似松阴数亩田。”以上数例，虽有零星之感，但隋代中后期越州人口迁入的大势已约略可见。入唐以后，越州作为浙东行政中心，社会经济、文化事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镜湖流域经过六朝时期的开发，虽有“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但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越来越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因此通过筑海塘，围垦海涂，向大海要地，使山会平原得以向北延伸。
同时也出现了围垦镜湖造田的现象，唐诗所谓“自从版筑兴农隙，长与耕耘致岁丰”说的就是围湖造田取得丰收的景象。这时越州的纺织、制瓷、酿酒、造纸、制茶等手工业产品也都闻名全国。唐贞元间（—），越州贡品达数十种，其中丝绸贡品有吴绫、异样吴绫、花鼓羯纱、吴朱纱、宝花花、纹罗、白编绫、多棱绫、十样花绫、轻容兰纱、花纱、美绢等十余种。杜牧因此有：越州“西界浙河，东奄左海，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之说。美丽富饶的越州大地，对于四方士人乃至庶民的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大量流动人口涌入或定居越州的现象几乎贯穿了唐代各个历史时期。
唐代前期（—）来到越州的以士大夫阶层为多，包括为官至越的，由于这里山水风光秀丽，人文景观丰富，经济社会繁荣，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来客，或游览观光，或走亲访友，或定居生活，或隐居读书等，在《全唐诗》中随处可见。唐朝前期入越的比较著名的诗人就有骆宾王、崔融、宋之问、姚崇、沈佺期、包融、李邕（亦称李北海）、孙逖、卢象等，且多有诗作存世。这些人口的移入，对越州人口的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开元年间（—），越州的人口户数已经达到户，在两浙地区十三州中居首位。有研究者认为，这时越州人口有50万之众，而杭州只有20多万，远在越州之后。
发生在唐玄宗、唐肃宗时的安史之乱（75—）给中原地区造成极大破坏。而地处钱塘南岸的越地则相对比较安定，台州人袁晁的叛乱活动也尚未发生。这时的越州便成了北方人南下避难的理想场所，郁云的素口Y米瞰卵Y口（oz8—zt）阳中人的壮阔场面，文献多有记载。御史大夫穆员在为越州幕佐鲍防所作碑记中说：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对于安史乱局，李白用“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来形容，并且说：“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其实这也是李白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他从唐玄宗天宝元年至十五年（），先后四次到越州。最后一次他加入“窜身南国避胡尘”的行列，文中所言应该是他亲眼所见。他还将这次人口迁徙与西晋末年的永嘉南渡比较，规模之大，空前未有，而“北人南迁重点区”则在浙江越州。至于究竟迁入多少，由于元和年间（）的越州户数（户），比天宝元年（）的户数（户）减少了.45％，减幅之大，已经难以作出评估。不过从安史之乱后，大批诗人涌入越州在此安顿身心，歌咏越地风情盛况这一点仍能发现“浙江越州为北人南迁重点区”的事实。
有人对唐代浙东诗歌创作情况（主要依据《全唐诗》）做过统计分析：在浙东留下诗作的位唐代诗人中，安史之乱以前的诗人为83位，占总数的18.5％；安史之乱以后的诗人达位，占总数的81.5％。除去当地的35位诗人，十之八九为外来诗人，南迁人口数量之大可见一斑。当然，如果细分这多位诗人的抵越时间，既有属于中唐时期，也有属于晚唐时期（－）的。事实上，这种南迁（—）的的局面一直从中唐延续到晚唐。
唐僖宗乾符二年（），王仙芝和黄巢分别在今山东西部和河南东部发动起义，中原地区再次陷入动乱。黄河流域的人们不得不再次向南方迁徙。因此，晚唐时期的越州仍然是大量吸收北方移民的重点地区。所不同的是，从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的多年间，移入越州的人口当中，除避难者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正常流动或迁入。如，因宦游、隐居、婚嫁、经商、游学、驻锡等迁入越州的，也是常见现象。从总体上看，晚唐迁入越州的人口，在数量上应该多于初唐，与中唐大致相同，至少不会少于因安史之乱而避地越州的人数。唐代移民主要有官府组织的迁徙，士族、官僚士大夫迁徙和一般民户的自发迁徙等类型。
从越州人口移入情况看，实际存在的是后两种类型，情况比较复杂。由于这两种类型的移民除了朝廷命官之外，基本上都属于自发迁徙。而不同人户在不同背景下的自发迁徙，其迁徙动因、迁徙对象、迁徙数量、迁徙性质和对迁入地的影响又各不相同。在经济地理、社会环境作为人口移出或移入的首先条件外，战争、动乱、自然灾害、赋税、经济利益、生活环境、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文化背景等，都可以成为人口迁徙的动因，与经济社会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了，虽然文章看了会让人沉迷，但是别忘了准时吃饭，抱着手机吃饭实在是个不好的习惯，总之如果喜欢看我的文章的同学，别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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