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万事万物都遵循无常的规律，人和人的聚散也遵循这个规律，我们每一个人修学佛法的因缘也遵循着无常的规律。修学佛法最重要的一个因缘，就是要亲近善知识。亲近善知识，可以说是我们修学佛法的第一步，也是从头到尾都不可或缺的一个核心因缘。
当老和尚住世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地亲近他，那时候也许我们并没有觉察能够亲近这位大德，因缘是多么珍贵、多么难得，也许我们并没有想过，不知道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刻，这种因缘就会一去不再来。今年4月20号之后，我们就直接体验到这种因缘的无常变幻、突如其来！
以我来说，对老和尚的生病比多数人更清楚、知道得更详细些，但是当那天早上通过电话知道师父心脏停跳，我也不能接受、不敢相信，因为太突然了，觉得那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吧。这就是一种不能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的表现。所以无常在这件事情上体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直接领教到它的滋味。
师父走了以后，我个人在一种伤心中觉得对他老人家的认识比以前更加深刻、也更加全面了。平时在一起，也许是距离太近的原因，这种认知并不全面，就像我们看一座山，我们从一个距离、从一个拉开的角度来看，更能认识到它的全貌。所以师父走了以后，我们才能够体会到，能够亲近这样的大德是多么殊胜、多么不容易，也才能够体会到这位大德，他的道德、他的修为深不可测！
作为凡夫的我们，很难测度老和尚在修行上的深度。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角度去思维，通过这种思维就能够更多地体会到老和尚内在的功德。事实上我们跟他在一起，他从来不讲自己的功德，他表现得也是极其平常。等他走了以后，我们再来回味、追想他的一生，以及和他朝夕相处时的各种经历，对他的功德就会有种全然不一样的认识。
我们老和尚在“文革”以后，特别是年到河北来，在基层弘法利生，使我们后学有机会亲近他，我个人亲近他时间不短，对师父的印象，尤其对他的心态，从始至终印象都非常深刻。
第一个印象是安闲。我觉得他同时做着很多事，最初修柏林寺，同时还在中国佛教协会编《法音》杂志，中国佛教协会本部机关还有很多的工作，他在河北还创办了《禅》刊。在很长时间内，《禅》刊的每一期稿件他都从头到尾看一遍，他要兼顾几头，所以他的工作是很忙的，人也经常在旅途上奔波。那个时候的火车速度很慢，但是我都能感受到师父有一颗很悠闲，很安闲的心。这是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不管是那个时候还是后来，外面有多少事，他总是在一种安闲的心态中。他可以在旅途上从国外赶到国内参加一个法会，你没有感觉到他有什么旅途的疲惫，舟车劳顿好像没有影响他的精神状态。我相信身体应该也是累的，但是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仍然是安闲的。
师父有一个本事，在飞机上、在车上、在旅途中，他随时就是休息，总是在休息的状态，总是在休息状态又总是在做事的状态。这两种状态好像没有什么切换，在他身上是统一的。这种在在处处的安闲，我想就是《六祖坛经》里讲的一行三昧的状态。当然一行三昧关于内心的觉受，在其他的经里是有精准定位的，但我想它流诸于外、形诸于色的就是安闲，虽安闲而不失妙用。我们很多时候也很安闲，但是我们的安闲实际上是放逸，因为心是散乱的，所以我们临机、应机发不出妙用来。而老和尚他是在安闲中触事而发，有一件事情来，当场他就能回应，不失时机，所以这个安闲不是普通的安闲。这是我亲近师父一个很深的印象、一个感受。
第二是忍。我们知道六度里面有忍辱波罗蜜，我觉得老和尚在忍辱波罗蜜这个修持上，真是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像他那样跨越了社会的变革，经历过很多磨难、经历过各种运动的人，有很多的是非对错苦乐，别人有误解，当然也有来自于外面的诽谤流言。他从来不辩白，也不说，心中有一种沉默。在大众面前不辩解，在私下里和身边亲近的弟子也不作辩解，也不会发牢骚。因为他自己没有什么私心了，心中就没有牢骚，心中是平静的、是如如不动的。
所以佛学里讲的忍，忍的本意就是不动。如如不动，没有能忍也没有所忍，没有一个外在的东西我要忍它，那个忍有能所对待。真正的忍就是物我一如、能所一如，如如不动。真正的忍，是能够在内心将得失是非对错好丑利害全体放下，在内心和这一切分别心所上演的戏剧一刀两断，能做一个切断。这种切断力量十分强大，举天下之人而谤之，他不为所动，举天下之人誉之，他也不为所动——这就是禅的道用。
我们坐禅、修禅，得到体才有可能有这种用。禅的体刚才有讨论过，禅的体在哪里？不在身不在口不在意，和这个体相应，自然会流露一种道用。想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这个心每天都随是非对错而动荡起伏不定，得到禅的道用的人他身处其中，但是心不被境所转，这就是忍，这种忍的力量就叫忍力。最高的忍是无生法忍，亲证一切法不生不灭，当然更没有来去有无对错是非好丑。亲证一切法的真相，这个真相所达到的如如不动就是无生法忍。这是我亲近老和尚，对他心态的第二种感受。
第三个感受就是明。明就是明白，就是让你觉得他的心洞幽烛微，明察秋毫，他的心在等持状态。我们在禅堂里打坐会发现我们的心有时候处于内敛，当我们修定的时候，对自己身心非常敏锐，注意力都在内在的身心状态上，外在的就漠然了。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吃饭不知吃饭，睡觉不知睡觉，也许会反穿衣服、倒穿鞋、上厕所会走错地方，这就是心处于内敛的状态。也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向外驰散，观察外面的境界非常清楚非常敏锐。这两种心态都不是等持，它不平等、不均等。
我个人亲近老和尚，我觉得他的心永远在一个均等状态，内在和外在，在他是均等的。他不用去东张西望，不用去探寻，但是外在的每一个细节，他都能够尽收眼底，而且经常无心合道。就是无意之间，他做的事情正好就发生各种巧合。
举个例子来说，因为“文革”以后，我们这里只剩下赵州塔了，开放以后，老和尚就说应该在塔前用砖做一个院子，用围墙做一个抄手、左右环抱的一个院子，然后他画一个范围，等到工人往下挖墙角的时候，结果发现了过去的墙角，就在这条线上，过去这个范围就有一个院墙，因为时间久了，已经湮没在地下看不到了，等到往下挖又发现了。这就是无心合道。同样的事情在老祖寺也发生过一次，往下挖，正好挖到旧的方丈室。在他的诗集里面有一首诗就讲这个事情，讲这个巧合。
这就是一种明，所以师父讲开示思路很清晰，他写诗作文都是信手拈来，一触即发。我觉得这个也是道用。如果有道的话，你会流露出来，流露在待人接物、流露在弘法利生、流露在做事乃至于吟诗作文上。所以真正有道，会流露在外面，显现为用。这个用的核心就来自于明，内心有明。这是我亲近老和尚的第三个体会。
第四个就是悲。我觉得师父有很深重的悲愿。他自己这一生，经历中国社会的各种动荡，经历社会底层老百姓的艰辛苦难，他自己的生活、修行的道路也始终和普通老百姓和众生密不可分，他身上有一种我称为“人民性”的东西。
他提倡生活禅，他讲法的语言都是很朴实、浅显的，虽然他也有很深的理论思维的功底，他也可以讲得很玄妙，他做得到，但是他流露出来的都是平白浅易。当然他对佛教的那种责任心是我们大家都能体会到的。我想这应该是菩萨道的修行人最重要的品质——大悲心。
大悲心使他能够包容一切，大悲心使他能够接受一切，大悲心也能够使他原谅一切加诸于他身上的不公正、不公平。所以有很多信徒见到师父莫名其妙地会想哭，会悲从中来，这应该就是他的悲心所散发出来的一种力量。
我亲近老和尚的这几点体会：第一个是闲，第二个是忍，第三个是明，第四个是悲。我们从他身上的这些品质，就能够知道我们的修行目标在哪里，也能知道自己身上的缺点在哪里、长处在哪里。我想这就是我们亲近这些高僧大德能得到的最大法益吧。
附：明海大和尚年纪念净慧长老文《入泥入水菩提路亦诗亦禅自在人》
4月20日凌晨，四祖寺崇谛法师来“大和尚快过来，师父心脏停跳了……”我脱口而出：“不可能，快念观音圣号，还会回来的……”但无常这一次露出了它狰狞、冷酷的面目。仿佛只是刹那间的事，一颗在菩提路上奋斗了八十年、予无数人慈悲与温暖的心脏获得了最终的休歇。直到这时，我才开始认真审视这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检点他所留下的精神财富……
一、师父的一生：一个人民和尚
恩师净慧长老，年出生于湖北新洲一个穷困的乡村，一岁半即被父母送到尼庵，由海善和仁德比丘尼抚养长大。14岁时到武昌三佛阁，正式拜宗樵法师为师，得法名净慧，字宗道。年18岁时到广东乳源云门寺虚云和尚座下求受具足戒，其间遭遇“云门事变”，饱受惊惶困顿。但得以亲近承侍虚老，蒙授禅宗五家法脉传承。年师父进入刚组建的中国佛学院就读，年被划为右派，先后在北京大兴农场、广东乳源农场劳动改造达6年。年师父“体是比丘，身著俗服”被遣送回湖北新洲老家务农。年师父被摘除右派帽子，并于是年年底回北京广济寺中国佛教协会工作。从“文革”结束后到去世前的35年，是师父弘法利他事业最丰硕的时期。前半段他的主要精力在中国佛教协会，随同赵朴老等大德致力于佛教文化和其它会务工作。后半段，他在南北各地修建寺院，组建僧团，培育僧才，提倡生活禅。一直到去世前夕，他仍在擘画河北邢台开元寺、湖北黄梅五祖寺的兴复工程，组织南北禅文化论坛。
师父的一生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和大发展。他和他同时代的高僧大德一样，没有逍遥世外，而是始终与国家和人民一起载沉载浮、同苦同乐。师父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走出来，之后成为中国佛学院首届的学僧。此后15年的右派生涯又使他重新回到百姓中，体验基层百姓的苦乐，加深了他和广大百姓的血肉联系。“文革”后当他恢复僧籍，重返“庙堂”时，他已经完成了生活熔炉的冶炼。他的性情、他的佛学、他的弘法方式因此总是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他所提倡的“生活禅”最能说明他的这种人民性格：“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生活禅之所谓“生活”是一个符号，代指此岸的一切：时代、社会、家庭、工作、世间、烦恼……。师父的禅悦乃是从他自己走过的坎坷岁月中萃取出来并与他生命中的每一个当下融为一体的。他的一生是对六祖大师“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一教言的生动注解。他是一个人民和尚，一位人间菩萨。
二、师父的努力：继承与适应
因为国家民族命运的跌宕，近现代中国佛教始终围绕着两大主题在探索：一是在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社会巨变中继承保有传统；二是因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作适当的革新。近代高僧中，虚云和尚致力于前者，太虚大师致力于后者。而这两位高僧正是在佛法上对师父影响至深至大者。
自年到河北省创办佛教协会之后，师父的精力和注意力开始倾斜到佛教界基层的自身建设。他认为，以目前的中国国情看，佛法住世的主要载体是寺院。寺院集中体现着三宝的住世以及向社会的教化辐射功能。所以修复一批因历史原因败落的寺院并依传统丛林的清规组建僧团成为当务之急。师父二十多年来未曾停止过这方面的努力。尤其是末后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经济的繁荣，为寺院的修建提供了经济条件。师父在不长的时间内先后在湖北、河北两地组织修建了当阳玉泉寺、度门寺、芦花庵、传法洞、老祖寺、邢台玉泉寺、大开元寺、虚云禅林等近十座寺院。每一座寺院目前都有完整的僧团，清晰的弘法理念以及依传统所建立的课诵、诵戒、安居、坐香等修行制度。这一部分工作也是他同时代的高僧们最倾力投入的。他们的努力保证了佛教经过“文革”创痛后的自我修复与基本生存。正是这一代高僧，忍辱负重，殚精竭虑，抚平了历史的伤痕，接续了佛法的命脉。
但师父的努力尚不仅于此。他在修复寺院的同时，依“继承传统、适应时代”的原则努力探索寺院管理、弘法利生、僧伽教育的新模式，提出了一系列具可操作性的指导理念和方式方法，为佛教在新时代的适应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在他的努力和探索中，既有虚云和尚对传统的挖掘和保有，也有太虚大师对时代挑战的回应与革新，这两者在他身上完美统一起来，集中体现于他所倡导的生活禅。
三、师父的法：真照无边的诗与禅
师父教导人们在生活中落实禅悦的生活禅，是中华传统祖师禅在新时代的开新重现。其中有对时代的关照回应，也有他自己几十年的身体力行、受用体证。
师父自己的生活禅确实不是局限于禅堂静处的。那是他自己命运的一叶小舟在众生共业波涛起伏的大海上随波逐流时的自在观照。这观照的莲花没有开在风和日丽的温室，而就是盛开在个人与社会的苦难艰辛中，是《维摩诘经》所说的“卑湿污泥”中开出的莲花。要了解这一点，只需仔细读他的诗词。
有学者说，诗与禅的共通处在“谐”（让心智豁然的一个点）。其实，不是“谐”，而是观照。生活，当它被诗意地表达出来时（这种表达可以是诗歌，也可以是其它艺术），便在观照中得到了解脱和升华。此在的苦因心灵的观照之光而达于某种程度的寂静。禅者的诗则纯然是他们以观照净化了的生活的刻画。那是禅意的生活，也是生活的禅意。
仅就诗歌艺术而言，即使置身于古代璨若群星的和尚诗人中，师父也是光彩夺目的一位。他已经完全调伏了诗这一工具，达到信手拈来、运用自如的境界。他可以以诗自嘲，以诗发表议论，以诗状物抒情，甚至以诗去化缘募款。他的语言平实恬淡，贴近生活而又自然流露智慧之光、观照之乐。当他被打成右派在北京大兴农场监督劳动时，有诗自况：“了却日常耕作事，挑灯独坐补衣裳。生涯自喜归淳朴，引线穿针兴味长。”当他被遣送回老家务农时，诗曰：“眼前诗兴随春减，掌上龟纹入夏新。雨笠蓑衣田野外，百年生计赖躬耕。”又说：“牛粪当薪把粥煎，一茶一饭愧从前。早知生计还如此，不读诗书早种田。”
师父在命运苦难的压迫中，总是能轻轻一跃，翻身而出，得大自在。在他的境界里，不管是艰难岁月，还是春风得意，都被观照成为诗，成为艺术。生活在他的禅心观照中升华为艺术时，生活的苦乐得失也就被超越，而纯然成为禅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未必会写诗，但都是诗人，都是禅者。因为我们都有观照的潜能。
师父的观照无边无际。他劳改时写诗、现白衣身务农时写诗，编杂志时写诗，建寺安僧时写诗，为筹措善款费神时写诗……他绵绵密密地生活在观照中，并且以诗词表达了他的观照。他所说的生活禅是他亲自践履、得大受用的当下解脱之法。
为了提倡生活禅，师父自年起就在柏林寺发起举办面向青年的“生活禅夏令营”，二十年不辍。其后又在黄梅四祖寺每年举办“禅文化夏令营”。师父的禅悦来源于生活和传承，他又满怀信心地把它分享和传递给时代与众生。他的修行与弘法就是这样紧密地与众生联系在一起，形成良性互动。
看啊，这个和尚，他可以高居庙堂之上议论国是，可以深入乡野安排柴米油盐；可以于深山古刹中苦行苦修，可以于大庭广众中讲经论道；可以隐身于民间，耕读自乐，可以现身于红尘，万众罗拜；可以谤毁弥天而不申一言，可以著书立说，嘉言流传……
这就是我的师父：入泥入水的人间菩萨，亦诗亦禅的自在高僧！
来源：生活禅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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