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国康
在广西柳州柳侯祠、湖南永州柳子庙，都有一块“荔子碑”，首句是“荔子丹兮蕉黄”。“柳侯庙享神诗碑，系韩愈作之，苏轼书之，与柳宗元之德政世称三绝。”为国家一级文物。韩愈、柳宗元、苏轼均系“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柳欧苏”为古代散文四大家，苏轼又是北宋著名书法家。由于历史的原因，苏轼存世书迹很少，“荔子碑”遒劲古雅，大气磅礴，骨力与气势得兼，以楷书为之却有行草的连绵之趣，“为其书中第一”。苏轼书丹“荔子碑”，说明了他对柳宗元的推崇。虽然苏轼受韩愈及新、旧唐书的影响，对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持批评态度，并深表惋惜，他在《续欧阳子朋党论》中说：“唐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但对柳宗元诗文给予很高评价，对其作品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晚年，他遭贬岭南，把陶渊明与柳宗元的诗文集“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从中吸取精神力量，供写作时借鉴。
柳宗元因参加“永贞革新”而遭贬，在永州、柳州度过了漫长的14年，苏轼因与“王安石变法”政见不一，多次遭贬，比柳宗元遭遇了更多的挫折与磨难。两人有相似的经历，在思想渊源上也一脉相承。苏轼“少与辙皆师先君，彻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苏喜欢的陆贽就是柳宗元的老师，西汉的贾谊曾贬谪长沙，柳更是与之息息相通。两人都想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在朝廷身居要职，崭露头角，在逆境中从庄老佛禅中寻找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柳宗元在永州迁居愚溪后，构筑“八愚”胜景，甘终为永州民。苏轼“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晚年贬谪广东惠州、海南儋州，“此心安处是吾乡”，随遇而安。
《封建论》是柳宗元的一篇政论，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的重要观点。苏轼阅后，大加赞赏：“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征、李白药、颜师古，其后则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秦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也。”对柳宗元推行郡县制的治国方略给予充分肯定。
苏轼对柳宗元的诗有深入研究，对其在诗史上的地位及创作风格进行总体评价及细致分析。他说：“柳宗元诗在陶渊明下，苏轼上”，“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还对具体作品予以点评，说《南涧中题》诗“清劲纡余”，“忧中有乐，乐中有忧，盖古今绝唱矣”。称赞《江雪》诗“信有格哉，殆天所赋，不可及也”。对《登蒲洲石矾望横江口潭岛深廻斜对香零山》，他认为“子厚此诗，远在灵运上”。特别是对《渔翁》诗的评论，引起近千年的争论，传为文坛佳话。“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他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尾两句，虽不必亦可。”有赞同者，如严羽说：“东坡删去后二句，使子厚复出，亦必心服。”(《沧浪诗话》)。也有反对者，如李东阳认为苏的评价“类不免矮人看场之病”。章士钊说得好：“前四句是主，后两句是宾，宾主合参，始成全壁。”（《柳文指要》）。苏轼在创作中，还把柳诗作为学习的典范，据杨再喜博士统计，苏轼在用词、用典修辞、句式和句意、艺术意境等方面对柳诗的接受及启迪的达29首。如将柳诗“窈窕留余春”改造为“独自殿余春”，将“鸟飞来无迹”改造为“空飞来无迹”，结合韩愈诗句“江作青罗带”及柳诗“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作了一对：“系闷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铓山。”苏轼被誉为柳诗的“第一读者”，开创了大规模学习效仿柳诗的风气，为柳宗元传播接受做出了重要贡献。
康熙九年《永州府志》收录了苏轼的《九疑吟》《百家渡》诗，有人认为这是他到过永州的证据。这尚需作进一步的研究。不管如何，苏轼推崇柳宗元、向往潇湘是不争的事实。苏轼传世画作仅两幅，一为《枯木怪石图》，已于抗战时期流入日本；二为《潇湘竹石图》，原由邓拓收藏，后捐给中国美术馆。后者为绢本水墨画，采用长卷式构图，以潇湘二水的交汇点为中心，远山烟水，风雨瘦竹，近水与云水，蹲石与远山，筱竹与烟树产生强烈对比，让人在窄窄画幅内如阅千里江山。苏轼离开海南后，曾把门生秦少游的名句“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写在扇子上，每读一遍，莫不眼泪纵横。可知，他对潇湘爱得如此深沉。苏轼不止于爱读柳宗元诗文，而且谆谆告诫侄孙“宜熟看前后汉史及韩、柳文”，还多次书写喜爱的柳诗文。如年书写过柳的《东海若》一文，嘱僧人刻于佛堂；年，书柳文《大鉴禅师碑》并作小记；年书写《南涧》诗，并题“柳子厚南迁后诗，清劲纡余，大率类此”；年，书写柳的《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病中见寄》诗送给友人龙川；年书《饮酒》《读书》二诗赠姜姓琼州太守；还书写过柳的《牛赋》《瓶赋》等。
苏轼写过《故周茂叔先生濂溪》诗，借写濂溪来叙说周敦颐一生的事迹，表达了对理学宗师周子思想品德的敬仰之情。诗中不忘提及曾贬永州的“西山夫”柳宗元，结句“应同柳柳州，聊使愚溪愚”，由濂溪自然联想到柳改溪名“冉”为“愚”而抒愤的故事，表示了对柳的怀念之情。苏轼、苏辙两兄弟，晚年与永州有一段难解之缘。康熙九年《永州府志》在卷十五·流寓列传中对苏轼做作过比较详细的介绍，篇幅超过柳宗元，对苏辙也做了简介，还在序中写道：“永郡山水清异，故宜生奇人。然古今名士往来兹土者，必留连眷恋，徘徊不能舍去。其幽赏结契之怀，多见于游览题咏。大约山水文章，别有声气，非旷怀高韵，乌能与佳山胜水相为不朽也哉！”“况永之山水，适足与诸公文采风流辉映千古乎！”苏轼与柳宗元心心相印，与永州山水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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