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市与小说结缘已久，具体到广州城，真正地进入小说视野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此之前，作为城市的广州与作为文学样式的小说都处于发展中。而小说的发展还处于比较素朴的阶段，仅具体表现为神话传说、先秦寓言等文学样式。即便是到了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所收录的《伊尹说》、《鬻子说》等十五篇小说，其小说特性与后来所谓的小说相比仍然不可同日而语。小说真正取得长足发展要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广州这座城市逐渐发展起来的时候，反映在小说中，就是有关广州的内容明显增多。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在内容上分为志人与志怪两大类，前者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后者则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涉及广州的小说中，内容主要以写神仙志怪类为主。对于这类小说产生的原因，鲁迅先生曾有精辟的见解：“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此说放在书写广州的小说上也非常切合。
首先，广州这座古城的来历，本身就充满了奇异色彩。晋裴渊《广州记》记载了这个美丽传说：“广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萃于楚庭，故图其像为瑞。六国时广州属楚。”这就是广州被称为羊城的由来。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五“五羊石”条亦有相关记载：“周夷王时，南海有五仙人，衣各一色，所骑羊亦各一色，来集楚庭。各以谷穗一茎六出，留与州人。且祝曰：‘愿此阛阓，永无荒饥。’言毕腾空而去。羊化为石，今坡山有五仙观，祀五仙人。”“五羊衔谷”的传说正反映了人们渴望五谷丰登的真切愿望。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广州的小说，多描写神仙鬼魅之怪异，又多因果报应之说，这与当时小说的整体现状是相符的。艺术形式上还比较粗略，多为丛残小语式的笔记体，篇幅比较简短。如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关于广州的记载：
景初中，苍梧吏到京，云：“广州西南接交州数郡，桂林、晋兴、宁浦间人有病将死，便有飞虫大如小麦，或云有甲，在舍上。人气绝，来食亡者。虽复扑杀有斗斛，而来者如风雨，前后相寻续，不可断截，肌肉都尽，唯余骨在，更去尽。贫家无相缠者，或殡殓不时，皆受此弊。有物力者，则以衣服布帛五六重裹亡者。此虫恶梓木气，即以板障防左右，并以作器，此虫便不敢近也。”
《博物志》虽是以地理博物为主的集子，其中具有充足小说意味的作品不多，但这些记载异物方术、异闻杂说的内容，仍然富有趣味性。
陶潜《搜神后记》中也有两则故事，其一内容为动物报复：
元嘉中，广州有三人，共入山中伐木。忽见石窠中有二卵，大如升，取煮之，汤始热，便闻林中如风雨声。须臾，有一蛇，大十围，长四五丈，径来，于汤中衔卵去。三人无几皆死。
该书卷四中另一故事则写晋时广州太守冯孝将，其儿名马子，夜梦一女子，言为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为鬼所枉杀。案生录当八十余，唯马子可救，并当结为夫妻。后一如所言。
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六中也有一则志怪故事：晋永嘉中，李谦素善琵琶。元嘉初，往广州，夜集坐倦，悉寝，惟谦独挥弹未辍，便闻窗外有唱佳声，每至契会，无不击节。谦怪，语曰：“何不进耶？”对曰：“遗生已久，无宜于突。”始悟是鬼。
南北朝时期，北齐颜之推志怪小说集《还冤记》，最早的著录中称为《冤魂志》，宋以后改称《还冤志》，后代始通称为《还冤记》。此书作为一部“释氏辅教之书”，其主旨在于宣扬佛家思想和教化。其中有则故事写道：
支法存者，本自胡人，生长广州，妙善医术，遂成巨富。有八九尺毾?，百种形像，光彩曜目。又有沉香八尺板床，居常芬馥。王谭为广州刺史，大儿劭之，屡求二物，法存不与，王因状法存豪纵，杀而籍没家财焉。死后，形见于府内，辄打阁下鼓，似若称冤，如此经月，王寻得病，恒见法存守之，少时遂亡。
故事显然是围绕“辅教”这一中心，突出因果报应说，描述所为恶行将遭受报应，用以强调佛教冤报论信而有征。当然这则故事背后也折射出一个信息，广州在这一时期已发展为南方重要的城市。如故事中的支法存本为胡人，却能在广州安家立业，成为巨富。历史资料表明，这一时期，由于北方的中原地区陷于长期战乱之中，大批“流人”南迁至广州。其中既有穷苦之人，也有一些豪门大族，他们的流入，不仅给当地增加了大批的人口和劳动力，也将北方的文化带到广州，促进了民族间的大融合。
六朝时期定居广州的外来人口中，还有一些外国僧人，他们到广州传教、译经、建寺。在“释氏辅教”类小说中，刘义庆《幽明录》记载了安世高的故事。安世高是早期来华的西域僧人，对佛经汉译工作贡献甚巨，其译经文的数量，《开元释教录》录为九十五部，一百一十五卷，现存的安译佛典仍有二十二部，二十六卷。他的故事与广州有着密切关联：
安侯世高者，安息国王子。与大长者共出家，学道舍卫城。值主不称，大长者子辄恚，世高恒呵戒之。周旋二十八年，云当至广州，值乱，有一人逢高，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大笑曰：“我宿命负对，故远来相偿。”遂杀之。有一少年云：“此远国异人，而能作吾国言，受害无难色，将是神人乎？”众皆骇笑。世高神识还生安息国，复为王作子，名高。安侯年二十，复辞王学道，十数年，语同学云：“当诣会稽毕对。”过庐山，访知识，遂过广州。见年少尚在，径投其家，与说昔事，大欣喜，便随至会稽。过嵇山庙，呼神共语。庙神蟒形，身长数丈，泪出。世高向之语，蟒便去。世高亦还船。有一少年上船，长跪前受咒愿，因遂不见。谓广州客曰：“向少年即庙神，得离恶形矣。”云庙神即是宿长者子。后庙祝闻有臭气，见大蟒死，庙从此神歇。前至会稽，入市门，值有相打者，误中世高头，即卒。广州客遂事佛精进。
这则故事的内容主要反映因果报应的思想及学佛者所应去除的障碍，并对安世高的修行给予称赞。然而从小说中还可以看到，作为一代高僧的安世高，其活动范围已达遥远的广州。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广州的佛教有了长足发展的真实体现。根据学者的相关论述，早在汉代，佛教已传入岭南，当时岭南属交州，作为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交趾与苍梧，已开展早期的佛教活动，三国时的康僧会也出自交趾。建安十五年后，交州州治移至番禺，后者也随之成为佛教传播的重镇。晋武帝太康二年（）广州有了最早的三归、王仁两座寺院，到南朝时，城内已有佛寺19所。这时期更有求那跋摩、杯渡、智药、菩提达摩、沙昙裕、景泰、真谛等名僧来此传道或译经。特别是真谛，他与鸠摩罗什、玄奘并称为佛经翻译三大家，其翻译经文多达80部卷。他死后就火葬于广州城郊。正是因为这个时期广州佛教的发展，所以小说中才开始出现相关的内容。
唐宋时期
这个时期广州已发展成为一个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城市，因而小说中对它的描写内容明显增多，除了那些残丛小语式的志怪、志人小说外，也出现了像《崔玮》这样叙述婉转的传奇体小说。
唐代有关广州的小说，叙写神奇怪异是一个重要内容。比如《朝野佥载》卷二写广州化蒙县丞胡亮，从都督周仁轨讨獠，得一首领妾，其妻贺氏因妒乃以烧钉烙其双目，妾遂自缢死。后贺氏产一蛇，两目无睛，乃其妾为蛇报之。后贺氏终至双目枯干。而在另一小说集《记闻》中，还记载了李强名妻死后复生的故事。其妻本来已掩埋，却言“帝令天鼠为吾生肌肤”，醒来后其女容貌之美更胜于往昔。这都是带有神异色彩的故事，而唐中叶戴孚《广异记》，又记载了一个著名的何二娘成仙的故事：
广州有何二娘者，以织鞋子为业，年二十，与母居。素不修仙术，忽谓母曰：“住此闷，意欲行游。”后一日便飞去。上罗浮山寺。山僧问其来由，答云：“愿事和尚。”自尔恒留居止。初不饮食，每为寺众采山果充斋，亦不知其所取。罗浮山北是循州，去南海四百里。循州山寺有杨梅树，大数十围，何氏每采其实，及斋而返。后循州山寺僧至罗浮山，说云：“某月日有仙女来采杨梅。”验之，果是何氏所采之日也。由此远近知其得仙。后乃不复居寺，或旬月则一来耳。唐开元中，敕令黄门使往广州，求何氏，得之，与使俱入京。中途，黄门使悦其色，意欲挑之而未言，忽云：“中使有如此心，不可留矣。”言毕，踊身而去，不知所之。其后绝迹不至人间矣。
这则故事在广州流传很广，后来有许多广州人都认为小说中的何二娘就是后来八仙中的何仙姑。明代小说《东游记》中也说：“何仙姑者，广州增城县何素女也。生而顶上有六毫。唐武后时，住云母溪，年十四五岁时，梦一神人云：‘食云母粉，当轻身不死。’黎明醒觉，乃自思曰：‘神人之言，岂欺我也。’于是口食云母粉，方知果是轻身。其母因其时当已及笄，欲议择婿。姑坚执立誓不嫁，母竟不能强。”其后被铁拐李点化成仙。所以说，其人物原型从何二娘，到后来一些文献中的何氏女、何仙、仙姑，再到何仙姑，中间有一个演变过程，后来阮元的《广东通志》称：“窃疑何二娘、何氏女、何仙乃一人，即世俗八仙之中何仙姑也。”
另外，唐代描写广州的小说还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广州是一座著名的外贸城市，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座城市与海洋的密切联系。如《北户录》云：“滕循为广州刺史，有客语循曰：‘虾须有一丈者，堪为拄杖。’循不之信，客去东海，取须四尺以示循，方伏其异。”还有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多记载岭表地区物产和少数民族社会生活、风土人情等，特别是对广东的草、木、鱼、虫、鸟、兽等无不备载，甚至还有航海时遇见狗国、大人国、小人国等奇闻轶事，其中就反映了广州人如何从海洋发掘宝贝的：
蟕蠵者，俗谓之兹夷，乃山龟之巨者。人立其背，可负而行。产潮循山中，乡人采之，取壳以货。要全其壳，须以木楔出肉。龟吼如牛，声响山谷。广州有巧匠，取其甲黄明无日脚者（甲上有散黑晕为日脚矣），煮而拍之，陷黑玳瑁花，以为梳篦杯器之属，状甚明媚。
在唐小说中有关广州的题材中，除了这些志怪小说外，还有些属于志人小说。比如李亢《独异志》写吴隐之为广州刺史，不但饮贪泉之水，还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其中的贪泉就是广州有名的景点，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唐小说中还记载了张谋孙贪佞的故事：
广州副使张谋孙，虽出于阘茸，有口辩，善心计，累为王府参佐。咸通初，从交广辟，遂为元寮。性贪侈，聚敛不倦。南海多奇货，若犀象珠贝之类，不可胜计。及府罢北归，止于汝坟。于郡西三十里，郁阳驿南，汝水之上，构别业，穷极华敞。堂凿一池，欲北引官渠水涨之。或曰：“此处今年太岁所在也。”谋孙诫役夫曰：“掘得太岁则止。”明日及泉，获一土囊。破之，中有物升余，色白，如粟粒，忽跳跃四散而隐。谋孙遂中暴病，信宿而死。
这则故事反映的广州之境“多奇货，若犀象珠贝之类，不可胜计”，则是事实，也见载于许多文献中。
唐代反映广州的小说中，还有一个崔玮的传奇故事。此故事载于唐裴铏《传奇》，充满传奇色彩，其叙述曲折生动，亦非一般志怪小说之简洁可比。内容说的是，书生崔玮因为济人之困，获赠越井冈艾，可治疗赘疣。后掉入枯井中，遭遇大蛇，机缘巧合的是他为大蛇治好赘疣。求大蛇将其送还人间，却被带至一豪华洞府，崔玮最终因祸得福，被授予国宝阳燧珠及田夫人。重返广州后，他将阳燧珠售与波斯胡，获资十万缗。此时才知自己所处之室乃是南越王赵佗之墓，田夫人者乃齐王田横女也，而阳燧珠则是赵佗使人从大食国盗来番禺。这是一篇典型的唐传奇，故事优美，想象力丰富。故事呈现出的南国因素也不可忽视，如开头介绍：“时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对于南越王居所之豪奢亦有详细描绘：
入户，但见一室，空阔可百余步。穴之四壁，皆镌为房室，当中有锦绣帏帐数间，垂金泥紫，更饰以珠翠，炫晃如明星之连缀。帐前有金炉，炉上有蛟龙鸾凤、龟蛇鸾雀，皆张口喷出香烟，芳芬蓊郁。傍有小池，砌以金璧，贮以水银凫鹥之类，皆琢以琼瑶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饰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篁、鼗鼓柷敔，不可胜记。
很显然，小说的描写是出于作者的想象，但不可否认，这种想象正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犀象等装饰物的大量使用，正反映了广州这座南部城市的特征。
与唐代相比，宋代小说中涉及广州的作品较少，不过一些小说中仍然体现出广州与海洋联系密切的特点。例如北宋时期刘斧编撰的《青琐高议》是一部包含有杂事、志怪和传奇的笔记小说集，此书后集卷三中有一则《异鱼记》的故事。讲广州一打鱼者夜捕得一怪鱼，重达百斤，而且从外观上看非常奇特：
人面龟身，腹有数十足，颈下有两手如人手。其背似鳖，细视项有短发甚密，脑后又有一目，胸腹五色，皆绀碧可爱。
众人都不识此为何物，更奇特的是此鱼还会讲人话，受惊的渔者将它转送给蒋庆。后方得知原来此物为龙之幼妻，因闲事争吵而外出，误落渔网中。蒋庆将之放归大海，龙之幼妻亦以价值千金之珠宝来酬谢他。
宋代有关广州的小说，最常见的还是一些记录人物言行的笔记。如宋孔平仲《续世说》记载李勉的事迹：
李勉在广州，性廉洁，舶船米都不检阅。先是，舶船泛海至者，岁才四五，勉之末年，至者四十余。在官累年，器用、车服无增饰。及代归，至石门，停舟，悉搜家人所贮南货、犀象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为可继前朝宋璟、卢奂、李朝隐之徒。
与之类似者还有宋释文莹《玉壶清话》中记载的：“邵晔知广州，凿内濠以泊舟楫，不为飓风所害。相次陈世卿代之，奏乞免本州计口买盐之害。五年之后，民始有完衣饱食。广人歌曰：‘邵父陈母，除我二苦。’”而文莹的另一个集子《湘山野录》中，则记录了宋代修筑广州城的逸事：“魏侍郎初知广州，忽子城一角颓垫，得一古砖，砖面范四大字云‘委于鬼工’，盖合而成‘魏’也。感其事，大筑子城。才罢，诏还，除仲待制简代之。未几，侬智高寇广。其外城一击而摧，独子城坚完，民逃于中，获生者甚众。”除却这些较为平实的内容外，还有少量志怪小说，例如宋代张师正志怪小说集《括异志》卷六有一则：
广州新会县道士李芝，性和厚简默，居常若愚者，间为两韵诗，飘飘非尘俗语。常读史传，善吐纳辟谷之术。肤体不屡濯，自然洁清，发有绿光，立则委地。所居房室不施关键。邑人崇向，施与金钱衣服无算，人取去，未尝有言。或召设祠醮，一夜有数处见者。至和中多虎暴，芝持策入山，月余方出，谓之曰：“已戒之矣。”自此虎暴亦息。余至和中亲见之，今则尸解矣。
同书中也还有几篇小说写到广州，但其内容总体成就有限，也许正如鲁迅先生评价整个宋人小说时所说：“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以此标准审视宋代有关广州题材的小说，大致符合实际情况。
明清时期
这一时期的小说对广州的描写更加细致具体，出现了一些以广州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如《警富新书》、《蜃楼志》等。而且与以往的小说相比，对城市的描写更为全面生动。
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第36卷《皂角林大王假形》篇这样介绍广州：
却说大宋宣和年间，有个官人姓赵，名再理，东京人氏，授得广州新会县知县。“这广里怎见得好？”有诗道：“苏木沉香劈作柴，荔枝圆眼绕篱栽。船通异国人交易，水接他邦客往来。地暖三冬无积雪，天和四季有花开。广南一境真堪羡，琥珀嵒玳瑁阶。”
虽是以诗歌形式写广州，但仍然反映了这座城市的基本特征。既写到广州气候温暖、四季花开的气候特点，也言及这里的苏木沉香、荔枝圆眼等物产，这些特征都明显有别于内地。诗中还特别强调广州作为对外贸易城市的特征，常与外国交易，境内多琥珀玳瑁诸般宝物，无怪乎作者会感叹“广南一境真堪羡”了。
另外，在明清小说中也提及了古代广州多瘴疠，如《皂角林大王假形》诗写道：“欲说岭南景，闻知便大忧。巨象成群走，巴蛇捉对游。鸠鸟藏枯木，含沙隐渡头。野猿啼叫处，惹起故乡愁。”一派蛮荒景况，到处充满瘴气，这也是一直以来许多内地人心目中的岭南形象。在古代相当长的时期内，岭南自然环境的恶劣也确是实情，其中瘴疠病毒尤其令北方人为之色变。对此许多文献中都有记载，如淮南王刘安谏汉武帝南征时说“南方暑湿，近夏瘴热”；《广州志》曰：“南方炎洲，炎气薰数万里为瘴。”《广东新语》中也说：“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然地多瘴痿，人情惮焉。”但这种印象到了明清时大为改变，尤其是广州，它早就与蛮荒多瘴的字眼，整个城市呈现一派商业都会的繁华景象，对此，小说也有所反映。
小说还写到城市商业活动的兴荣。比如清代小说《警富新书》第一回写番禺县梁朝大、凌宗客二人合伙做生意，在南雄府售卖绫罗绢匹，店名“广源”。梁朝大、凌宗客相继病故后，两人之子梁天来、凌贵兴继之。其后梁天来不愿远离慈母，遂在广州自创一间糖房生理，店号“天和”。后来凌贵兴听信迷信之言，造成梁家几人丧命的悲剧。小说第二十三回还写到广州珠宝商人的发家致富的过程：
（蔡继田）曾与朝大任大新街合伙，贩卖珍珠，号“奇珍店”。显洪系个知己之人，看见行情冷淡，二家分伙，各人获利数万。后来我朝廷清政，重廉耻而省奢华，尚朴素而轻珠宝，行中各店俱做得零零落落。显洪有些疲帐，尚未收清。乃在濠畔街租下一间大馆，凡有货物合价者，他亦废居候时，十余年来竟成巨万之家。
广州珠宝行业获利之丰厚，可见一斑。当时的濠畔街，则是广州的一个风流繁华地所在：“是地名濠畔街，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河数倍。”
综上所述，唐宋以前，小说对广州的描写内容还停留在以神仙传说为主的阶段，体式多为蚕丛小语式的笔记体。到唐宋时期，虽然还是以笔记体作品为主，但也出现了诸如《崔玮传》这样叙述婉转生动的传奇作品，其中广州作为重要的外贸港口和岭南大都会的特点都有所展现。时至明清，对广州城的描写更加细致具体，不再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符号，而是以较多笔墨描绘这座城市和市民生活，这些都为近代小说的描写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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