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天色刚刚放亮，尚有一弯残月，天寒地冻，朔风扑面，坐在马背上的苏轼，忍不住打个寒噤。
他带着夫人王弗和不满三岁的儿子苏迈，前往自已的任地陕西凤翔，陪他同行的，还有朋友马梦得。马梦得本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学官，因其性格耿直，讲话口无遮拦，总与上司处理不好关系，更难见容于官场。因偶然机会马氏得以与苏轼认识，两人一见如故，遂引为知心好友。马氏待在京师已久，人活得甚为压抑，早想换个环境，便有意跟随苏轼到陕西去，做他的幕僚。
有朋友相伴，便少许多寂寞，苏轼正求之不得，自然爽快地答应下来。苏辙前来为兄长送行，一直送到郑州西门，仍是依依不舍，不忍离去。过去的二十多年，兄弟俩朝夕相伴，不曾分离半步。面对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分离，尽管两人早已做足思想准备，但迎头而来的告别，还是让兄弟俩流露出无法抑制的悲伤。
苏轼后来写给弟弟的诗里，描述了分别时他复杂的心情：登高回首坡珑隔，惟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纵有万千不舍，总要别过，悲伤漫无边际地在兄弟俩的内心扩散。
苏辙的眼眶里，已有泪光微微闪烁，终于还是忍住。
互道珍重，挥手告别。
苏轼并没有立即动身，他不时回头张望，直到弟弟瘦削的背影渐渐模糊，只依稀看见晃动的帽子，这才又想起，子由今天衣着单薄，又是一阵心疼。
苏辙自己怕也说不清楚，他对哥哥的感情到底有多深厚，但只要有子瞻陪在身边，他便安心自得，快活无比。凡遇大小事情，都是哥哥在前，他从不用担心。现在哥哥走了，顿觉空落落的无所依靠。
自苏辙记事起，哥哥一直是他的良师益友，时时陪伴左右，与他游乐玩耍，为他遮风挡雨。后来兄弟俩一起读书，哥哥才华横溢，成绩傲人，又成为他学习的榜样。
哥哥的潇洒风度，更是令他钦佩不已。
苏辙的身影完全消失，再也无法看见。苏轼这才转过头来，与马梦得一道，向着凤翔前行。此次去路，却是五年前来开封赶考的一段来路，途经渑池时，苏轼重游老和尚奉闲的僧舍，当年接待过他们的奉闲老和尚已经过世，兄弟俩曾题诗的寺院墙壁也已败坏，更无字迹可循，“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面对眼前景物，顿觉人生无常，不由生出“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之叹。
来凤翔的这一路，目之所及，尽是连绵的破败景象，到处是大片大片的荒地，无人居住的村落，稀稀落落的行人……这皆是因为十数年前，西夏兵频频侵入陕甘地区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宋朝国力衰弱，官兵的战斗力亦已相当不堪，与西夏之间的数场战争多尝败绩，更是助长西夏的嚣张气焰，致其屡屡侵犯大宋国土，如入无人之境，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眼前这番凄凉的情景，令苏轼内心隐隐作痛。初入仕途的年轻官员，目睹百姓遭受的苦难，遂暗暗下了决心，自己任官地方，须尽职尽责，务必为老百姓多做实事，以减轻百姓之痛，并由此干出一番政绩，实现济世报国的人生理想。
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于当年的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达风翔，正式走马上任。苏轼所担任的签判一职，是地方上比较重要的官职，是知府的助理官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苏轼之所以刚一出仕便得到这个不错的职位，皆因为他此前在进士和制科考试中的突出表现。苏轼先在官舍安了家，有了住所。而后用一段时间，与妻子及仆人们精心打造这个舒适又开阔的院落，他们筑了亭子，引了池水，植入莲藕，养了鱼，又栽了许多树。只待春天一到，浓郁的绿色便会覆盖院落。
新家初成，处处透着温馨惬意，苏轼和王弗喜不自禁，这是属于他们自已的家。虽然知道，在此地的居住也不过三年而已。转念一想，倒也用不着为以后那些不确定的事而苦恼，且与娇妻稚子享受当下的生活。
苏轼初任，正赶上新年假期，手里有大把时间。趁着这时日，他寻了当地的众多古迹访问。这是他早已养成的习惯，每至一地，必去参观古迹，追思前人，凭吊久远的过往。
他先去了当地的孔庙，见到了听闻已久的十个石雕大鼓，那石鼓的表面，刻有铭文，铭文系古文字，纵是学富五车的青年才俊，竟然只认得十之一二，心下不免有些怅怅然，只觉得知识浩瀚，此生所学不过其中一角而已。
之后游开元寺、天柱寺等地，每去一地，必作诗以记之。年轻的诗人灵感常常无来由地向外喷涌，抑止不住，形之于诗，诗中他怀古论今，感慨世事，抒发性情，不无妙语。
风翔可玩的地方就这么几个，转了一阵就再无地方可去，四周景色，亦是山秃水浊，与家乡眉州的青山碧水比起来，那真是天上地下。由繁华京卿到这荒凉之地，心中不免有一丝说不出的失落。
每当无聊乏味之时，书信便成为苏轼消遺余暇的最佳途径，他与弟弟之间信件往来频繁，两人把自己的新作寄给对方，并以互相唱和为乐。事实上这也是写作的一种极佳锻炼方式，正大步奔向而立之年的苏轼，已经可以出广为流传的作品。
苏轼这一阶段的诗作，比之先前，更上一个新台阶，不仅在技巧上拥有很高造诣，单就思想来说，亦开始散发迷人的光芒。
苏轼新官上任，热情满满，积极地投身于工作当中。苏轼所就任的签判之职，掌管两大日常事务，一则是核判五曹文书，二则是“编木筏竹，东下河渭”，供应皇家用木以及集运粮米、刍秣供给西部边防。
终南山特产的优质木材，每年都要编成木筏，由渭水放入黄河，运往开封，供皇家建造之用。而凤翔又是对西夏作战的兵站基地，有集运粮米、刍秣供前线之责。这两件事情，均由政府征召百姓义务完成，如果遭遇物品损失，更要负责赔偿。凤翔地方，原本富裕之地，历经战争洗劫后，已经贫困不堪，再服此两大劳役，更加上赔偿之风险，破产者更是不计其数，人民为此痛苦难忍。
苏轼调查走访，想要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有经验丰富谙习内情的将士告诉他，木筏的危害本来可以避免，如果政府将时间安排恰当，趁渭水黄河未涨时放筏，就可以将木筏的损失降到最小，服役的老百姓亦不用承担那么大的风险。
经过一番研究，苏轼认为此说甚是有理，便即着手修订衙规，令服役百姓有自主选择木筏下水时间的权利，报经时任知府宋选核准后实施。经此番苏轼的努力争取，百姓的损失降低一半之多。
苏轼积极处理公务，想要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争取发挥最大的能量。而这些地方基层的工作经验，更有助于他真切地了解民生疾苦。
苏轼初到凤翔的第一个春天，就遭遇严重的干旱，他为此忧心不已，便向当地父老询问，何处可以祈雨，乡亲们告诉他，太白山神有灵，祈无不应。苏轼遂向宋选主动请缨，愿担任祈雨之责，为疏解旱情出一把力。
老天爷卖了些面子给苏轼，在三月初七和十六分两次下了点雨，但都是微弱的小雨，百姓认为雨水太少，无法真正解决干旱问题。知府宋选亲自助阵，与苏轼一起求雨，老天爷这一次表现甚是大方，于三月十九日可着劲儿下了一场大雨，这雨连下三天，水量充沛，众百姓为之欢欣鼓舞不已。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作于野”，整个风翔府，一片喜气洋洋。
苏轼受大家情绪感染，写下名作《喜雨亭记》，记录的便是这次求雨的盛事。但苏轼不是神，宋选也不是，这次求雨得雨实属幸运，当然也有求不下来的时候。求雨而不得，看到百姓着急的模样，心中自会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
初入仕途的苏轼，有着年轻人特有的热情和激情，而理性稍欠，看起来甚至还有点毛躁。比如，他见到不公平的现象容易着急，容易上火，动辄就上书中央领导，要求改变现状。要知道，中央领导一般都着眼于大局，不太会对地方上的小事有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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