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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南外宗正司是南宋管理迁居泉州的赵宋皇族群体的机构。根据史料记载，其遗址位于肃清门西南、开元寺南侧，推测占地面积约为平方米。其所在地，唐时为放生池，后在池中建设水陆堂，唐末扩建为水陆院，至北宋时仍为寺院，南宋改为南外宗正司，司内有惩劝所、自新斋、芙蓉堂、天宝池等建筑。来到泉州的宋代皇族群体是泉州多元社群中具有影响力的组成部分，他们当中还有不少胸怀大志的名士，在泉州留下了惊艳岁月的历史痕迹。
遗址考古勘探和发掘发现了南宋时期的池岸木桩、沿岸道路及建筑基址。
傅恩凤（右）和陈鹏在交流南外宗正司遗址考古发掘的成果
泉郡地位扶摇直上
众所周知，在今天的泉州市区开元寺南侧的古榕巷内有一处南外宗正司遗址，这里曾是南宋时期赵氏皇族的聚居之地。那么这南外宗正司缘何会出现在东南港城泉州呢？这恐怕还得从赵宋皇族宗室的管理机构大宗正司的创建说起。
建隆元年（年），宋王朝鼎建之后，太祖赵匡胤将其尚存的三兄弟的后裔确定为皇族，即宗室。赵匡胤亲写御书，编写三派“玉牒”（赵宋皇族族谱），并亲制三派的十四字昭穆。《南外天源赵氏族谱》记载了赵匡胤御制的玉牒序，钦定：“惟弟晋王光义、秦王光美，鼎分三派，每派各分玉牒十四字，以别流源，以示子孙，虽远疏亦知昭穆，不失次序。”这三派赵宋宗室即后世所称的“太祖派”“太宗派”和“魏王派”。随着宗室人口的急剧增长，宗室事务也相应增多，急需加强宗室日常管理。在这个前提下，宋仁宗于景祐三年（年）在开封创立“大宗正司”，为宗族自行管理部门。至神宗朝（—年），大宗正司的职责基本定型，包括核实宗室的津贴发放，敦睦宗室，监督教育，受理诉讼，纠正违失行为等。元丰改革官制，诏大宗正司不隶于中央六曹，即不纳入尚书省六部及九寺五监体系之内，其丞属听中书省“取旨差除”。如此一来，给予大宗正司更高的独立权。
宋徽宗崇宁元年（年）至崇宁三年(年），为了安顿散处各地的宗室，同时缓解开封宗人的居住情况，宋廷又在西京（今河南洛阳）和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分别设立外宗正司，即西外宗正司、南外宗正司，“掌外居宗室”，与当州通判共同管理宗室事务。这从现实上将宗室管理一分为三，形成“一大二小”的局面。
靖康之变后，金兵从开封掳走赵宋宗室大批成员，史载“前后凡得三千余人”，而这多人还不包括后宫人员。在河南洛阳和商丘的西外、南外宗室，幸运地逃过金兵劫掠，但也被迫南迁避难。靖康二年（年），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称帝，改元建炎，后君臣南渡以临安（今浙江杭州）为都城，史称南宋。大宗正司、西外宗正司、南外宗正司也随之南移。据《八闽通志》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载，南渡后，大宗正司先移江宁，后移至广州、临安；西外宗正司则先移至扬州，后几经迁徙，最后移于福州；南外宗正司则先移镇江，而后移入泉州。
赵宋皇族之所以会相中泉州使其成为南外宗正司的驻地，毫无疑问看重的是当时泉州超强的经济实力以及其蒸蒸日上的海外贸易。在当时，泉州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素有“富郡”“乐郡”之称，“田赋足登，舶货充足”，完全有能力满足宗子们在物质方面的需求。同时，因为南外宗正司的迁入，朝廷对泉州青睐有加，既投入“折博”本钱加速泉郡商品交易的流通，又提供各种优惠政策推动泉州海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在朝廷的“器重”下，泉州的政治地位也扶摇直上。
青白瓷碗碗底墨书“君宝”二字
脊兽饰件
出土文物揭示线索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泉州市申遗办联合组成泉州城考古工作队，对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面积约平方米。泉州城考古工作队成员、文博研究馆员傅恩凤介绍，通过考古工作，在遗址发现了宋元时期的池岸木桩、沿岸道路及建筑基址，出土了“官”字砖、“官”字瓦、兽面纹和莲花纹瓦当等高等级建筑构件，瓦当纹样与杭州、洛阳等地宋代重要官式建筑遗址上发现的瓦当纹样相近,可以佐证该组建筑为宋代官方营建的较高等级的官署建筑。
此外，遗址出土瓷器包括青瓷、白瓷（青白瓷）、黑釉瓷（酱釉瓷）等，主要为晋江磁灶窑、德化窑等本地产品，也有外地窑址产品，烧造年代以宋代为主。器形主要有碗、盏、碟、杯、盘、盆、罐、执壶、瓶、粉盒、灯盏、炉、急须、器盖、漏斗、缸等。在出土的陶瓷器中，还发现涉及机构名称的“水陆”“水六库司”“宗厨”等墨书，佐证了此处曾与水陆堂/院、南外宗正司等机构相关。此外，还有涉及人名的有“允”“叔”“仲”“彦”“宗”“崇”等墨书文字，这些字多为赵宋皇族的辈分字，是与皇族群体有关的重要线索。傅恩凤称：“南宋泉州南外宗正司所处的区域，在唐时是开元寺前的一个放生池，周回四里，后于水池中间建了水陆堂，晚唐至北宋间扩为护国水陆院。宋室皇族迁入泉州后，改水陆院为南外宗正司，司内有惩劝所、自新斋、芙蓉堂、天宝池等建筑。”
宋元易代之际，蒲寿庚大肆杀戮泉州的南外宗室，南外宗正司就此凋敝。其驻地遂遭更易，挪为他用，元代曾于此处设清源驿，同时还有部分区域复建为禅院；明代为水陆寺，明英宗正统三年（年）又将之部分改为织染局。此后，御史汪旦又废寺为宅，水陆寺也被迁往开元寺西偏。现南外宗正司的相关建筑早已堙没，多半为民居所占。而今，在南外宗正司遗址处仅存一方保护碑、一汪残留的天宝池水，让人能追忆往昔的繁华盛景。
遗址出土的兽面纹瓦当
“南置”墨书瓷碗
宗子名士接踵而至
南宋建炎三年（年）南外宗正司迁入泉州。五年后，“后宫自温州泛海如泉州”（出自《宋史》)。居住于泉州的南外宗子，逐渐融入泉州社会，成为“新泉州人”。至庆元年间（—年），南外宗正司在院者已达人，外居者人。经数代的繁衍生息，南外宗子的人口数量迅速膨胀，成为推动泉州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发展的一股力量。恰如明代史学家何乔远所吟：“宋家南外刺桐新，凤凰台榭冢麒麟。至今十万编民满，时有当年龙种人。”由于繁华泉州和南外宗正司的双重吸引，一些居于外地的颇具才华与声望的赵氏宗室成员，也源源不断地来到泉州。他们或在泉州州衙内任职听差，或至南外宗正司出任职官，同样对泉州城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据泉州市文博研究员陈鹏介绍，南外宗正司里曾走出不少对泉州贡献颇大的“贵人”。譬如，赵不懬、赵不流、赵不慢、赵汝适、赵令衿、赵时焕、赵必暐等，都是很有故事的人。另据统计，从南外宗正司迁入泉州到南宋灭亡的年间，共有11位宗室成员执掌泉州市舶司提举一职，累计主导泉州海外贸易发展长达77年。
赵不流、赵不懬、赵不慢皆为太宗六世孙，属籍南外宗正司，宋室南渡之后，齐居晋江。赵不流与赵不懬之父为“和义郡王”赵士珸。绍兴五年（年），赵士珸迁泉州观察使，遂定居于泉，后曾知南外宗正事。赵士珸之子赵不流，字子和，谥懿正，以荫历西外宗正司、淮东提举、两浙运判、临安府尹、会稽太守，终金紫光禄大夫、工部侍郎，卒赠太师、申国公。其侍郎第在泉州万石坊内（今井亭巷）。据清道光《晋江县志》载，南宋泉州郡守倪思曾为侍郎赵不流立“紫槖坊”，该坊在“万石坊转而南街中”。
赵不懬是士珸的次子，字子容，谥忠定。南宋时，朝廷为抗金，曾在多地设立帅府。赵不懬一度出任帅府主帅。清道光《晋江县志》称其：“补帅府帅，积阶刺史。知南外宗正事，训淑宗党，宽严得宜。复知西外，奉祠终。”可见赵不懬后来官至刺史，并曾先后执掌南外宗正司与西外宗正司，在皇族宗室之中的声望极高。不懬去世后，葬于南安，《八闽通志》载曰：“赵不懬墓，在（南安）县东三都小潘山。不懬，字子容，士珸次子也，累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沂国公，谥忠定。”其神道碑正面上书：“有宋太师、沂国、忠定赵公神道”。
赵不慢长得英俊魁梧，宋孝宗赵昚对他青睐有加。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称：“（赵不慢）姿范岸伟，进退有度，孝宗目为宗室魁表。”淳熙十六年（年），金世宗完颜雍病逝，南安人诸葛廷瑞作为“吊祭金国使”赴金国，赵不慢以鄂州观察使、左武卫上将军衔的身份陪伴出使。两人在金国时“争礼服不屈”“执节有度”，备受赞誉。《晋江县志·卷40·人物志·宦绩1·宋·赵不慢》曰：“尝副诸葛廷瑞使金，争礼服不屈。”赵不慢出使金国回归后，迁荣州刺史，后晋升眉州防御使。
说起南宋时期泉州的海上交通，有一本地理名著不能不提，那就是赵汝适所著的《诸蕃志》。赵汝适，字伯可，乾道六年（年）生于浙江台州天台县。此人出身于赵宋宗室，是宋太宗赵炅八世孙。他并非泉州人，却与泉州有着极深的缘分。嘉定十七年(年)九月，赵汝适以朝奉大夫的身份来泉州任福建路市舶提举（市舶司设在泉州）；宝庆元年(年）九月，兼权知泉州；同年十一月，兼知南外宗正事。身兼三职，且每一个职位都与泉州息息相关，可见当时的他与泉州的联系有多么紧密了。赵汝适在泉州期间，正是泉州海外通商贸易迈向鼎盛之时，各国商人、传教士、旅行家成群结队来泉。赵汝适在掌管泉州市舶司时，勤理舶务，与亚非蕃商友好交往，利用闲暇，遍访当时侨居泉州的蕃商，完成泉州海交史专著一书二卷，并于宝庆元年（年）结集付梓，并题书名《诸蕃志》。《诸蕃志》分上、下两卷，上卷记述海外诸国的风土人情，下卷记载诸国物产资源，为研究宋代海外交通的重要文献，全书颇具史料价值，迄今仍常为史地学家所借鉴、引用。据《赵汝适圹志》记述，赵汝适在泉州管理南外宗正司将近一年半的时间。
除了上述几位外，在泉州史册留名的赵宋宗子还有主持修筑安平桥和东桥的赵令衿、“罢复税，禁贪污”的赵时焕、“文章议论渊懿浩博”的硕儒赵必暐、“与郡守真德秀同心铲洗前弊”的赵崇度、怒怼奸相韩侘胄的赵汝谠等等，不胜枚举。
南外宗正司遗址处，市文博研究员陈鹏讲述赵宋皇族入泉的故事。
风华千载可堪回味
南外宗室从中原地区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及技术，促进泉州纺织品技艺的提高，传播了中原的宫廷文化，发展了泉州本土曲艺文化及武术拳种，如五祖拳中也有太祖拳。此外，还推动了社会经济、风俗文化的发展。南外宗正司在泉州的设置强化了国家政权对泉州海洋贸易的推动，体现了强有力的官方管理保障。
傅恩凤表示，南外宗室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广泛参与泉州各项社会事务与海洋贸易，极大地刺激了泉州的高端消费市场和贸易需求，进一步促进泉州海内外贸易的发展繁荣。他们的到来极大地提升了泉州本地的消费能力，特别是香药、珍宝等高端舶来品的消费刺激了进口需求。宗人之中还有一些担任了政府和市舶司官员，参与港口建设和商贸管理，为海洋贸易和港口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有些甚至作为商人直接参与海洋贸易。
南安九日山现存十段祈风石刻，这十段祈风摩崖石刻中出现赵宋宗室成员人名的就有九段，涉及的宗室人员有赵公迥、赵不遏、赵善罙、赵崇盀、赵师恕、赵师耕、赵希侂、赵崇东等。福州市博物馆陈列馆副主任张春兰表示，这些祈风摩崖石刻是天潢贵胄们参与泉州海外贸易活动的重要石刻史料，他们公开参与官方的祈风仪式，并将此勒石记事永传后世，本身就表明统治阶级对发展海外贸易的重视，以及宗室与海外贸易的密切关系。如今，南外宗正司遗址不仅显示出宋元泉州城北部行政性城区的布局特征，同时也是南宋时期活跃在泉州社会各个方面的皇族群体的重要见证。（泉州网记者吴拏云陈小阳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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